一是全球新竞争格局的挑战。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大量跨国公司实施“中国+1”甚至“中国+N”战略，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部分制造企业的外迁。以越南为例。越南自加入WTO之后，加大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力度。比如贸易方面，CPTPP协议（2017年11月11日，除美国之外的TPP 11国在越南岘港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已在越南生效，越南除与日本、韩国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外，还与欧盟签署了自贸协议，成为欧盟与单一发展中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议。劳动力成本优势、市场开放措施与力度以及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越南或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类似“亚洲四小龙”的新的经济体。而印尼、印度以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借助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会，将成长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二是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瓦解的挑战。近年来，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严峻的挑战。2015年10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2017年1月23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TPP协议的达成标志着WTO的多边贸易机制正被部分会员国“抛弃”，其权威受到挑战。

2017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美国以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存在多项“体制性”问题为由，阻挠上诉机构新法官的遴选程序。2019年12月9日，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现任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主席、新西兰驻世贸组织大使戴维·沃克提交的一份关于改进上诉机构运作的总理事会决议草案被美方以“成员对美方关切的理解并不统一”为由否绝。有着国际贸易“最高法院”之称的上诉机构自12月11日起，因只剩一名法官而无法受理新案件，遭遇世贸组织成立近25年来的首次“停摆”危机。

在原有的贸易体制失灵，而如果又没有主动融入新的贸易体系，在新的贸易体系话语权不足、缺失甚至游离在新贸易体系之外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环境将会变得不友好，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是价值观冲突对经贸影响日益显著的挑战。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很多观点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利益冲突，利益的融合可以消除价值观的分歧，化解价值观的冲突。事实上，近年来，除利益冲突之外，价值观的冲突对国家经贸关系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少数国家对其他国家的禁运与制裁、对其他国家公司的限制，核心都是价值观的冲突。以美国为例。美国自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后，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从最初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并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金融限制等领域蔓延。未来，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会愈演愈烈，或将形成新的冷战局面。

四是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低效的挑战。1999年，中国进入人口学意义上的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2012年以后，随着中国劳动力等商务成本的快速上升，以及低商务成本的东南亚国家、印度等西亚国家、巴西及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低劳动成本的优势逐渐丧失。虽然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但人口优势比不过印度，贸易环境不及越南及墨西哥等国家。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已成为高成本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已经无法和这些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近几年来，发达国家掀起了再工业化运动，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明显的资本优势。这可能使得中国步入一个劳动成本比不过新兴经济体，成本在向发达国家看齐，而技术与资本比不上发达国家的尴尬地步。因此，现实环境要求中国企业抓住契机迅速实现转型升级，而目前中美贸易战停火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缓冲时间。否则，中国企业未来极有可能陷入转型失败的困境，而国家也可能步入“拉美化”的陷阱。

五是农业改革的挑战。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于中国而言，应对贸易战及全新的全球经贸格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惟有改革才是最好的保障。新形势下，不仅要加快改革速度，而且要加大改革力度，否则延迟改革或改革力度不够，必将错失发展机会，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对于农业而言，由于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中国农业的某些领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要增强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必须加大农业的改革力度。目前中国虽然推出了比较多的农业农村发展战略，但贸易战、扩大农产品进口凸显出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紧迫性，需要加快农业农村改革的步伐，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改革等等。
　
企业面临的挑战

一是保护主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保护主义兴盛。以美国为例。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美国国会提交的H.R.5515《国防授权法案》（NDAA），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MMA）和《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FIRMMA法案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改革，扩大了CFIUS审查的范围与权限。ECRA对技术贸易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这两个法案分别从投资与贸易的角度对美国的优势产业、技术进行保护。这使得中国企业通过投资与贸易的形式获得先进技术的通道被堵塞。事实上，近一年来，除了美国以外，欧洲多个国家也出台了外商投资监管措施以限制在基建、核心技术等方面的外商投资。2019年3月，意大利黄金权力法案新增补充条款——“关于5G技术的宽带电子通讯网络的特殊权利”；2019年4月《欧盟外商投资审查条例》生效，预示着欧洲整体投资监管趋严；2019年5月下旬，法国颁布的《推动企业经济增长与转型法》草案(《PACTE 法案》)加强了经济部的行政权力，一系列新的法规都为外资进入欧洲尤其是并购市场增加了难度。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面临的障碍将前所未有，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将被延缓。

二是开拓新市场的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美国提高了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关税，导致来自美国的企业订单减少，海外销售收入下降。目前中美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部分商品的高关税并没有恢复到贸易战以前的水平。面对新的经济贸易形势，企业面临开拓新的出口市场的压力，短期内需要开辟美国之外的替代市场，否则企业的业务将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企业也需要开拓新的原料进口市场，在其他国家寻找稳定的高质量的供应商，以分散关税或其他非关税壁垒带来的风险。

三是国际化的挑战。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化运营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但过去在部分企业看来，中国市场巨大，做好中国市场就是做好国际市场。目前外部贸易环境的变化，部分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到中国周边地区投资建厂，以规避关税风险。但对于以前深耕国内市场的多数中国企业而言，企业国际化运营经验普遍不足，国际化人才也缺乏。在贸易战大背景下，企业匆忙“走出去”被动国际化，必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化运营的风险。

四是国外企业及产品的挑战。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将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同时，据新华社2019年12月25日的报道，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自2020年1月1日起，我国将对859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根据降低的关税情况看，有77%的进口商品将降低1-5个百分点的进口关税率。在国外同类产品进口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同类企业的产品面临一定的价格压力。

对于农业而言，中美贸易协议签订后，随着大量的美国农产品包括乳制品、活动物、肉制品等进入中国，我们认为，中国的农业企业除面临以上挑战外，还将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面临产业链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产业链建立时间早、发展较完善、智能化程度高，竞争能力强。反观中国的农业产业链，目前还不完善，组织化和一体化程度较低。农业产业链的不完善和欠发达，制约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也制约着中国农业企业的快速发展。

其次是面临成本的挑战。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与规模化使其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极低，而中国的农产品成本普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30%-50%，有的农产品成本甚至比美国同类农产品成本高80%。如果中国大幅度进口美国农产品，进口增加则会拉低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在国内农业补贴逐步降低甚至取消之后，将会直接增加农业企业的经营成本，推高农产品的价格。这将极大地挤压农业企业的利润。

再次是面临农产品品质的挑战。提升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是农业健康发展的方向，但从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看，我国部分农产品的质量普遍不高。以大豆为例，美国的大豆比国内的大豆含油量高2-3个百分点，而且品质均衡；美国产的牧草品质也普遍比国内甚至别的国家牧草品质高，比如苜蓿。根据我们对企业的调研，中美贸易战之后，企业从西班牙进口牧草，但奶牛食用西班牙进口牧草后，原奶的部分检测指标数值升高。中国的农产品要与进口农产品竞争，必须加快提升质量。
　
（本文摘自《后中美贸易战时代中国企业的挑战与机会》第五部分，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