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美贸易发展概况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贸易额不断攀升。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00年，中美之间的货物贸易额仅745亿美元，到2018年，虽然受当年贸易磨擦的影响，中美双边贸易也依然达到了创纪录的6335.2亿美元，19年间增长高达8.5倍，平均增长率达到13.2%。2019年1-10月，在贸易战持续升级、关税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中美双方的进出口贸易达到了4477.96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达3477.8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1000.1亿美元，高于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与地区进出口贸易的总和。尤其是在2000-2008年期间，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中国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一直维持在12-16%之间，即使在2019年，前10个月，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总额依然占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1.98%，美国在全球单一国家中成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长期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国。从2015年开始，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2019年前三季度，由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总额跌落至墨西哥与加拿大之后，墨西哥一跃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2019年1-9月，美国与墨西哥贸易总额达4643.57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仅4026.58亿美元。（见图1、2、3、4、5、6）

1.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贸易逆差较大

中美建交之后，双方经贸往来增多。1979年7月7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决定从1980年2月1日开始相互给予最惠国关税待遇，从而使中美贸易实现了正常化。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仍然处于严重的短缺时代，因此从1979年至1992年间，中国对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十三年间累计贸易逆差达273.06亿美元。直到1993年，中国对美贸易才第一次出现顺差 ，根据中国海关网站的数据，当年对美贸易顺差62.7亿美元。此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平均高达5%。而在美国的五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中之间的贸易差额增长最快，规模也最大。以2018年为例，虽然双方爆发了贸易战，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美国与加拿大、日本、德国及墨西哥四大贸易伙伴的逆差之和还要多883.22亿美元，二十几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了52倍。2019年前9个月，受中美贸易战升级影响，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总额都超过了中国，中国在美国五大贸易伙伴国中跌至第三，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比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贸易逆差之和还要多232.5亿美元。

尽管中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存在差异，但双方的数据都显示中美贸易处于中国顺差、美国逆差的不平衡状态。（见图7）

2.中美贸易结构性差异明显，中国以中低端产品出口为主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2019年1-10月，中国对美国出口3478.57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000.1亿美元，涉及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所有产品类章。

在中国对美出口的前十大类产品中，有六大类为传统的制造业产品，比如家具、灯具、玩具、针织服装、鞋靴及塑料制品，出口比重远远高于该类商口的进口比重，这说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中占的份额还比较大。相反，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看，比如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设备，精密仪器等，都属于进口较多的种类 。这些都是制造业中的高端产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占中国对美出口40%的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和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等商品，这既是主要出口产品也是主要进口产品，从贸易方式看，这些电机电气产品加工贸易的数量特别大，这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此类产品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工。此外，美国对华的技术出口管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以芯片为例，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兴及华为等中国企业实行出口限制政策，进一步限制了美国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见表1 ）

3.外商投资企业是创造对美贸易顺差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套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等优势，到中国投资设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发布的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排名，在中国贸易前20强中，有13家为外资企业，5家为中央企业，仅有2家为中国本土私营企业。13家外资企业都是制造型企业，而5家中央企业有4家是能源企业，仅有1家是制造型企业。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9年1-9月，中国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有78.6%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进料加工贸易有81.3%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创造的加工贸易额不足20%。从贸易主体看，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也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根据《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2017年为例，当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见图8）

4.中美贸易在磨擦中不断发展

2018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对部分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此后，中国也提高了部分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双方贸易战由此不断升级。尽管如此，不断扩大和提高的关税并没有阻止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依然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这一年，双方贸易总额达到了6335.2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3233.27亿美元。2019年1-10月，虽然深受贸易战升级影响，但中国依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

事实上，从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到现在，中美贸易磨擦就此伏彼起。从1980年美国对来自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数百项反倾销措施，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三次对中国进行“特别301调查”。同时围绕知识产权、纺织品贸易、农产品贸易等，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中国在“入世”保护期之后，美国认为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尤其是进口并没有达到“入世”的承诺与预期，不断地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301条款调查，加征特别关税。2009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随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2010年，美国在中国“入世”后，首次启用“301条款”对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和措施展开调查，最终中国与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项下进行磋商，同意修改《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相关内容。到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由于其实施“美国优先”战略，要求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关系，就此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争端。

 

中美贸易争端与历程回顾

如前所述，自中美建交以后，早在1980年，美国就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过反倾销调查。在中国“入世”后，由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美贸易总体顺差的扩大，中美双方贸易争端不断。

2002年，美国共对中国实施了12次反倾销调查、2次特别保障措施。2003年，美国对中国产的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并最终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彩电倾销幅度为27.94%-78.45%。在这一年，美国除对中国产彩电发起反倾销调查外，还对从中国进口的薄页纸和皱纹纸、可锻铸管、钾苯乙氢酸脂、木制家具等数十项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以及征收反倾销税。此后的每一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都会依据美国企业或行业协会的指控对中国的产品进行不同名目的调查，或涉知识产权、或涉反倾销。在2007年以前，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每年平均高达7起。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摆脱危机的影响，美国大力扶植本国企业的发展和出口，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越来越频繁。

2010年，美国在中国入世后启动了首次301调查。在9月至12月的三个月时间，美国实施了轮胎特保案，对中国无缝钢管进行双方调查，对中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对中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关税，对中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批准对中国钢管征高额关税。此后，中美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2016年6月28日，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抛出反击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计划。他威胁要根据美国贸易法案的第201和301条款征收关税，他说，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铸成“历史上最大的就业机会窃取案”。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审视中美贸易关系。2017年3月31日，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要求在反补贴和反倾销贸易案件中更加严格地征收关税，另一项要求审查美国的贸易逆差情况及其成因。2017年4月7日，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中，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达成了为期100天的贸易谈判计划。2017年7月19日，经过百日磋商，双方未能就缩减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新措施达成一致。2017年8月14日，特朗普下令根据“301条款”针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展开调查。2018年1月22日，特朗普对所有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面板加征关税，当然这一措施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产品。

2018年3月8日，特朗普下令对所有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这也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还包括其他国家。2018年4月3日，特朗普公布对价值约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中国宣布针对128项美国产品征收最高达25%关税。同时，中国提出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进口关税的计划。中美双方贸易战正式爆发。

此后，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双方不断扩大加征关税商品的范围。同时，双方也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进行谈判磋商。经过十几次谈判，2019年12月13日晚，中国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美双方就贸易协议文本内容取得一致。

2020年1月15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美贸易战的主要影响

1.部分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外向型企业订单减少，贸易额降低

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500强企业综合排名，我们发现，部分跨国企业在2018年的贸易额较2017年以及2016年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外向型企业。以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2017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34.7亿美元，出口205.6亿美元，进口29亿美元；2018年，达丰（上海）电脑对外贸易总额为212.1亿美元，出口降至181.9亿美元。惠州三星的情况更甚，2017年，惠州三星的贸易总额为162.9亿美元，出口96.4亿美元，进口66.5亿美元；2018年，惠州三星的贸易额降至141.9亿美元，出口降至88.1亿美元，进口也降至53.7亿美元，低于其2016年144.7亿美元的贸易总额。

而根据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的调研，中美贸易战也对中国一重等国有企业以及沃尔沃、新希望六和等民营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沃尔沃为例，2017年，在大庆组装生产的沃尔沃S90长轴车对美国出口达12000多辆，而2018年，S90长轴车对美国出口只有3000辆，比2017年少9000辆。

2.部分企业受关税影响成本增加

根据调研，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受加征关税影响，中国的部分企业尤其是农业领域企业受影响较大。以新希望六和为例，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纠纷，新希望所在的饲料行业受到影响最明显，特别是作为饲料原料的大豆方面。美国大豆进口关税上调，巴西大豆也跟着涨价，大幅增加了原料采购成本。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接受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采访时表示，如果根据新希望饲料销量和豆粕用量情况简单估算，2018年新希望公司饲料成本受贸易战影响增加超过2亿元以上。

飞鹤乳业的一家供应商在接受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考察调研时表示，该公司的燕麦与苜蓿主要从美国进口，中美发生贸易战之后，其公司进口饲料每吨成本增加了800多元。该公司也曾尝试从西班牙或其他国家进口饲料或牧草，但从这些国家与地区进口的牧草品质没美国好，喂过这些牧草与饲料后，牛奶的一些指标就升高了。

根据2018年上市企业的年报，与美国有贸易业务的上市企业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一定影响。

3.中美贸易战延缓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北美洲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拥有突出的研发创新能力，高素质的工人队伍，充足廉价的能源供应、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投资环境，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7 年，受全球对外投资趋势放缓和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及投资限制政策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企业对北美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首次呈现负增长，且降幅较大。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利用其国内法规对中兴通讯采取制裁措施，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降幅较大，且未来一定时间内仍将持续这一趋势。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田源认为，中美贸易战将延缓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特别是对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投资会大大减少；同时，中国引进国外技术的难度会加大。

4.贸易战给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压力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将在中国的生产线搬迁到东南亚国家或墨西哥等国家或地区；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将工厂转移到商务成本较低，与美国贸易关系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在中国经济加快推进转型升级的过程中，这些都给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了较大下行压力。而据摩根斯坦利测算，如果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施加25%的制裁关税，会导致中国的GDP下降0.1个百分点；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10%的关税，那么对中国GDP的直接影响就会增加到0.3个百分点。而在“间接影响”方面，贸易全球化的特质则会令特朗普的2000亿关税攻势对中国GDP额外造成0.2到0.3个百分点的影响。因此最终结果，摩根斯坦利预测，中美贸易战会给中国2019年6.4%的GDP增长预期带来显著的下行风险。

此外，一位来自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贸易战的过程中决定对中国出台高科技领域出口禁令，禁止芯片、软件等中国目前很依赖美国的这些产品出口中国，那么这更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损伤。

5.贸易战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不确定性

中美双方的贸易战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使中国企业在长期不利的国际大环境中生存，一方面，贸易战极易向金融战、技术战升级，中国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将变得更为困难，中国企业从国外引进人才的难度会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企业需要面对国内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长期投资行为。

 

（本文摘自《后中美贸易战时代中国企业的挑战与机会》第一部分，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