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现状、困难与挑战

2024/01/26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环境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困难。


在新的国际国内发展形势下,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面临哪些实际困难?需要政府提供哪些支持?为了解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实际情况,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方式发起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调查问卷》。截至2023年6月底,共收到回复1520份。此外,为获得一手资料,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还通过“‘一带一路’十周年•十人谈”系列采访和定向发放问卷等方式,对“走出去”企业及提供“走出去”服务的中介机构进行了调研。


填写问卷和参与调研的对象来自“走出去”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在职中高级管理者、合伙人,都有从事海外业务拓展的经验。同时,这些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和地区,代表不同的企业规模,具有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调查结果


1. 国内发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企业多于中西部地区企业。


从回收问卷情况看,在填写问卷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企业中,多数企业位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和天津等地区,这7个省市企业占问卷企业总量的72.3%;其次是重庆、四川、江西、福建、云南及河北地区,这些地区的企业占问卷企业总量的13.5%;广西、内蒙、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及东北地区企业占问卷企业总量的9.8%。


图-1 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地区分布


2. 东盟是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主要区域。


根据回收问卷,“在‘一带一路’哪些区域开展了投资业务”的问题回复中,有49%的企业选择了东南亚,16%的企业选择了非洲,选择东南欧及俄罗斯的企业占12%,选择南亚的企业占受访企业总量的9%,中东占8%,选择中亚的企业占比为6%。相对而言,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企业选择的目的地相对集中在亚洲地区,但其他区域也有分布,体现了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广泛性。


图-2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企业海外分布


3.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领域。


根据回收问卷,参与问卷企业涉及制造业、建筑业、综合、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其中,制造业企业占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问卷调查企业总量的17.5%;高达70%的参与调查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集中在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工程建筑、仓储、信息技术等19个细分行业领域。服务业中,交通运输服务业比重最高,接近10%;其次是工程建筑,占参与问卷企业总量的7.2%;计算机通信服务占比7%;房地产占比为5%。


图-3 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行业分布


4. 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小,但投资极为活跃。


在关于企业性质的选项中,有13%的企业为国有企业,72%为民营企业,14%为外资企业,其他企业类型约1%。参与调查的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时间跨度较久。根据线下调研反馈,有46%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就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有54%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开始到海外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化运营。2019年以来,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走出去”年限在4年以下的企业占受访企业的比例约为5%。而与之相比,4-6年、6-8年、8-10年的企业分别占比为18%、17%和14%,这也显示新冠疫情三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了较大影响。


图-4 受访企业“走出去”及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时间分布


5.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方式趋于多元化。


从回收问卷情况看,在贸易方面,89%的企业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货物贸易;在投资合作方面,所有受访企业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投资业务,新建合资是主要的投资方式,其次是建代表处,收购等。根据调研,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并购,主要以资产收购为主,集中在资源能源领域。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产业集群式“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正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


图-6 受访企业“走出去”及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


6. 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驱动力呈多元化发展。


根据调查显示,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动机较为多元。在问卷列出的7个问题中,有92%的受访企业选择了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77%的受访企业选择了“当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降低生产成本”;有67%的受访企业选择“获取原材料等资源”;选择优势产能合作的有56%;选择“规避贸易制裁风险”的有43%;选择“获取品牌、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相对较少。根据调研,供应链条中谋求全球化和当地本土化及区域化,成为制造业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动机。


7. 企业缺乏国际化人才,对东道国了解不足是主要的内部困难。


对于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面临的内部困难,在回收问卷中,有67%的受访企业选择了“国际化人才缺乏”;有43%的企业选择了“对东道国了解不足”;有35%的受访企业还选择了“资金缺乏”;而选择“产品或服务缺乏竞争力”的不足3%。在外部困难中,金融支持不够、外汇管制严格、出入境手续繁琐、文化差异等是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根据实际调研,还有一些受访者认为,中介服务质量有待提高、文化差异较大与国内同行业在海外恶性竞争,也是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面临的困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选择国内同行业在海外恶性竞争的比例高于选择融资难的比例。



图-7 受访企业“走出去”及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面临的主要内部困难


图-8 影响企业选择“走出去”目标国的因素


8. 政治安全局势成为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首要考虑因素。


在关于影响“走出去”目标国选择考量因素的问题中,政治安全局势成为企业初选投资目标国的首要衡量指标,60%以上的回收问卷认为政治安全、政策的稳定性及法律制度对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影响较大。安全审查、当地的经济状况及资源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向。调查同时发现,70%左右的企业在初选投资目标时,忽视当地工资水平、优惠政策及与当地企业的业务往来等,这些情况为后期整合阶段带来了不利影响。


9. 企业对“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效益整体满意度较高。


根据问卷及调研,有65%的参与调查企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益基本满意,30%的受访企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益不满意;有6%的企业对“一带一路”的投资非常满意。也有企业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满意。


图-9 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满意度


10. 企业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意愿强烈。


根据回收问卷统计,有57%的企业考虑在未来增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34%的企业选择保持目前的经营现状;有9%的回收问卷显示企业未来可能将业务撤回国内。而另据全国工商联对民营企业500强的调查统计,未来三年,共有287家500强企业有意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占500强比例为57.40%。


图-10 企业未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意愿


二、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面临的主要困难与挑战


根据回收问卷以及线下调研访谈,目前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方面主要面临以下困难与挑战。


一是企业合规意识欠缺的挑战。在实践中,部分“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公司的合规问题层出不穷,主要表现为管理层的合规意识不足、合规建设滞后、内控制度缺失与不完善、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行为不合规等,这些问题都给公司在海外的项目带来潜在的风险。此外,除缺乏合规意识以外,还存在部分公司管理者曲解合规工作的现象。部分企业管理者利用合规钻法律漏洞,在海外进行灰色经营,此种方式反而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


二是国际化不足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化人才不足的挑战,调研显示,大多企业表示通晓国际化经营的高端人才不足,熟悉国际法律和项目管理的人才匮乏,尤其是外语水平高且专业技术能力强的人才极为稀缺。另一方面,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不足的挑战,一是对国际规则的理解和认识不够深刻,有部分承包工程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存在先低价中标、后协商抬价的现象,部分企业还拖欠当地分包商工程款,国内同行之间为中标还互相拆台搞恶性竞争;二是欠缺国际化管理经验,中国企业普遍重施工、轻运营。同时,企业成本管理控制薄弱,风险意识不强,风险防控体系有待完善,海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三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的潜在地缘政治风险较大。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宗教矛盾尖锐,政治局势不稳定,使中国企业面临很高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议的国家,基于地缘政治因素考虑,可能对中国企业实施不公平的市场准入、签证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甚至煽动民族情绪威胁公司财产和员工人身安全。此外,一些资源富集国家,还是主要大国的角力场,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能否获得项目,取决于大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项目建设需求庞大。由于沿线国家自身资金短缺,多数项目由参与建设的企业提供信贷或带资承包,导致建设方企业融资需求巨大。调研显示,35%的企业认为,项目建设融资难、融资贵是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方面资金总量短缺;另一方面,融资渠道单一;此外融资手段还比较落后。目前,我国企业筹集“一带一路”建设资金仍沿用国内传统方式,较少利用组合融资、银团贷款等创新融资模式,致使我国企业在融资来源、融资成本等方面与国际同行相比缺乏竞争力。


五是信息获取不充分的挑战。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不透明,是传统的“信息洼地”。调研显示,大多数公司获取信息的渠道较为有限,主要通过商务部、外交部以及中介机构等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但只能获得概览性信息,缺少对东道国法律制度、当地安全审查、税务制度、外汇制度、劳工问题、业主经营情况和发展状况以及政府审批程序等具体信息。信息获取不充分增加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本和难度,形成了“三高”:一是项目调研成本高。二是招投标隐性成本高。三是项目运营难度高。


六是风险救助机制不足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我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部分中介服务机构在调研中表示,目前部分企业的政治性项目较多,但这类政治性项目缺乏商业收益,应对此类项目进行区分,区分政治类项目和商业类项目,针对政治类项目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


三、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主要建议


一是进一步重视并发挥民营企业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势与作用。近年来,尤其是2022年以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使得西方国家包括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日渐强烈,对中国国有企业抱有的疑虑和误解加深,对国有企业主导的海外投资并购的限制和审查日益增多。民营企业相较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受到的关注与限制较少,可以规避东道国出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的部分审查,从而降低部分阻力。此外,相较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机制更为灵活,更能察觉东道国市场需求变化并做出因应对策。在推进“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应充分认识民营企业的作用,重视并发挥民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身份与机制等方面的优势,与国有企业形成合力,从而更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力度。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要“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申“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当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把“‘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精神落到实处。政府要引导扶持,制定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专项规划,把文件精神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推动政策落实到位,为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营造更好的环境。同时,要加强对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激励更多的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并帮助民营企业了解政策、用足政策。此外,应平等对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各种限制,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三是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体系,缓解民营企业海外融资难题。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老问题,国内项目融资如此,海外项目融资难度更大。要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政府牵头、金融机构跟进、民间资本参与等方式,在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内创新信贷机制,提供专项扶持资金,海外并购基金,推进银行海外拓展与民营企业走出去互动,设立民营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为民营企业融资需求提供更广泛的信贷担保。同时,要加强研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从根本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四是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帮助民营企业突破国际化发展的人才“瓶颈”。国际化人才短缺不仅仅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一大问题,但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情况更严重。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报告,人力资源短缺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民营企业归类为高等级风险,“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普遍遇到核心人才招聘难和人员流动性大等问题。政府要帮助企业突破国际化发展中的人才“瓶颈”,应加强宏观指导,吸取世界各国人才培养的经验,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有效对接,将专业设置、学校教育与社会培训结合起来,建立多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利用好各类教育资源做好国内人才储备,增加国内学生留学访问与海外实践机会,帮助企业开展针对“一带一路”共建实务能力提升培训;另一方面,要在合作国挖掘符合企业需求的本土人才,吸引留学人员与华人华侨,为企业就地取“才”提供便利。此外,应改革完善分配机制,通过调节,帮助民营企业为外派人员提供更充分的生活保障与支持,以解决民营企业境外项目招人难,留人难的问题。


五是建立海外服务合作网络,提升服务民营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能力。商务部门、驻外机构牵头建立与中介机构、智库、民营企业之间的联动机制,提高外事和商务服务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能力。一方面,商务部门要整合现有政府、商协会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的信息资源,搭建起一个集政策信息库、项目资源库、人才数据库、采购信息库、风险预警等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一带一路”信息服务平台,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提供“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另一方面,驻外机构要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境外商协会、国际组织、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动,加强外交工作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服务力度。此外,要鼓励国内服务机构“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化运营,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克服文化、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水土不服”。


六是优化审批程序,完善监管制度,适当放松对民营企业资金流动的限制。目前,出于对资本无序扩张以及资本外流的担心,有些地方政府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中存在管制过严,审批过细,耗时较长,手续繁琐等问题,加大了民营企业的成本,甚至贻误时机。要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加快对真实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审批,并给企业提供相应的外汇额度。同时,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境外投资监管体系,使境外投资监管更符合国际惯例和交易实践的需求,为民营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提供更为便利的制度化保障。

七是整合各方力量构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风险防范体系,对“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和重点产业的相关风险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现有的信息平台在披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政策和风险时,大多是归集和披露宏观层面的信息和风险因素,还不能很好地对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投融资风险进,行兼具时效性与针对性的分析、判断和预测。建议商务部门引导,协调商协会、中介、智库与企业等各方力量,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面向所有企业、更为及时有效的风险监测预警和防范体系,并为民营企业提供符合其特点的风险防范服务。


八是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带一路”权益保护机制。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这152个国家中,有的还没有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应积极与这些国家商签双边投资协定,并升级早期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扩大覆盖面。同时,切实加强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提升交易水平,妥善应对海外投资安全审查;推进政策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设,加快投资保险立法,提升代位追偿能力,加大保险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降低保险资费;加强与国际仲裁机构的联系,充分利用国际仲裁机制,增强我国在多边组织的话语权;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健全海外民间安保体系。


九是加强公司的合规意识,建立起公司的合规文化与价值观念。合规是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公司管理层要加强对公司合规管理的理解与认识并广泛宣传,要让合规的观念和意识渗透到公司经营管理的每个环节。公司要把对员工进行合规教育与培训作为职业培训的主要内容之一,让合规的观念与意识普及到每个员工,在公司上下建立起完整的合规文化与价值体系。此外,要加强公司合规建设,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把恪守商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完善合规管理体系作为公司管理的目标。


十是建立项目补偿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分类,区分政治类项目和商业类项目,针对政治类项目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摒弃“一带一路”建设就是简单的国际援助、传统方式的“走出去”以及落后产能的转移等过时理念,树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名利双收”的战略格局。同时,在支持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的同时,帮助其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实现“一带一路”参与主体“既拿项目、又拿利润”的战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