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风云变幻的国际地缘政治以及国内整体形势的凸变，给了企业家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家们在过去一年遇上了一个极不简单的局面。

从国际层面来说，世界多国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遭受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打击，这对它们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美国透过美联储不断超发货币，不仅导致资产价值的飙升，还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2021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8%，这是连续第六个月通胀率超过5%，并且是40年来的最高点。2021年，中国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为9.8%，远超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国币基金组织）此前预计的2021年世界GDP5.6%的增幅。中国前10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已超过2019年全年，国际收支好于预期；1—7月外国直接投资（FDI）达1,007.4亿美元，同比增30.9%，超越了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在关键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卡脖子”和制裁。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及诸如气候、减排等牵涉全球的问题，都让整体的局面变化万千。

国内形势也有较大的变化。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设立了20个主要目标，主要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个方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5G、云计算以及区块链等颠覆性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在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体中获得认可，中国开始迈入科技创新的新时代。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加深了“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发展目标，致力于实现科技自给自足。伴随着持续的对外开放以及科技投入的增长，未来，中国将迎来更多的自主创新，在国际上被“卡脖子”的可能性也将越发降低。这期间，监管机构对反垄断、校外培训以及全球风险的加强监管，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2022年将会怎样？可以预测到的是，国际局势将继续风云变幻，变数很多，并且疫情还会持续。在金融方面，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美联储将会如何处理高通胀的问题。有人相信美联储必定会加息，也有人相信美联储会继续印发钞票。无论如何，这将为世界增加不确定因素。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2022年有可能重演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或2008年的华尔街崩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忽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太可能会有明显改善，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华的贸易科技和其它方面的打压将会继续，甚至加剧。但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会逐渐落实，为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字共出现25次，并将“稳字当头”置于“稳中求进”之前统领政策基调，“稳经济”成为“稳社会”和“稳政治”的前提，凸显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2022年作为中国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中央经济会议提出，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将共同发力，推动经济稳定发展。

同时，在中国进入新发展的阶段，为了实现中国制定的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中国也需要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而资本作为双刃剑，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积极作用，并控制其在过度发展时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中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多，需要不断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并推进资源全面节约。而在风险监管方面，由于房企信用风险等事件的持续发酵，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未来均需不断强化企业自救的能力与责任。中国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使未来我国绿色转型的路径更为平滑。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2022年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从国际形式来说，它将会有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极端地说，甚至有较大向下调整的可能。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内环境发生变化的可能是企业家们必须重视的地方。在大变局之中，企业家必须建立战略的思维，对未来局势的发展有清晰的观察和判断，同时也要掌握较为成熟的应对方式。

过去一段时间，企业战略的思考经历了不少的演变。从30年前相对“聚焦”提出“多元化”，到我在2014年提出“适时连续跳跃”的战略第三条路，战略思考产生了新的维度。过去5至10年，有些声音认为，企业或企业家只要寻求“定位”，做好“重构”，建立“生态”，做“好人”或进行“数字转型”，企业的战略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但在今天和可预见的大变局之中，这些简单的概念显然不足以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企业领导者必须要从大格局出发，对今天和未来建立适当的全局观。世界局势不会只以简单的线性方式发展，而会以非线性、非连续的形式发展。特别是那些将会影响大局的因素，它们往往不会只是单一出现，而是以多维方式出现。同时，这些维度还有可能因地缘政治或政策等因素而对企业产生“红线”，给企业提供了战略的约束条件。

在变化多端的大变局中，仅仅通过一两个简单的战略概念或手段不可能为企业领导们充分解决问题。战略的本质是对未来透彻的认知之下进行适当的动态调整，做到这一点需要战略思维、全局观和崭新、全面的工具箱。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兼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