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31日，中央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中强调，推动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而在此前的2020年11月10日，中国市场监督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互联网领域饱受争议的大数据杀熟等多种垄断行为作出细化规定。 

针对国家对互联网企业的重拳出击，社会上有不少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原本创新能力极强的互联网企业，逐渐做大为平台经济，形成市场挤出效应，遏制创新能力，损害了市场竞争秩序，对整体经济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因此招致监管注意。除了关注事件本身，多家媒体也关注着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人认为，互联网竞争是一种基于创新的动态竞争。“大”是互联网平台的天然属性，大平台也面临多重竞争约束，尤其是创新带来的影响，因此没有哪个平台能够处于“垄断”状态。

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不断发酵。在最初对民营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法制管理的情形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创业家在不理想的状态中，不断摸索发展与前进的步伐。

当然，创业者良莠不齐，一部分创业者能凭一己之力努力奋斗，但不少人却专走捷径，希望靠快速的方法赚到快钱。对一些人来说，取得阶段性成就之后，他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下一阶段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却在获得一些成就后就浅尝辄止。过去四十三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群体和他们代表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交织孕育而成的。

一些企业能够成功实现突破，但另一些企业却只能固步自封。突破成功的企业往往在新机会涌现之前进行跳跃。跳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是机会与能力之比。这里的“能力”并不只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包含企业自建、并购或组成生态系统等隐性的能力。企业业务的边界，是企业在机会和可获取能力之间对比和博弈之后得出的结果，因此从本质来讲，“边界”也是动态的。

自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普及之后，中国的商业创新进入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创新层出不穷，创业家也一波又一波地出现。创新的本质是在不确定性中取得进步，而不确定性的核心往往是政府的监管程度和手法。

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特别在创新和它背后的科技高过发展之际，监管往往是落后的。包括监管者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在中国也一样。中国的监管往往比较宽松，让创新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少互联网公司因此发展得非常成功。但在发展之余，合理的监督是将边界在某一个时空中有限化的重要手段。

谈及此次反垄断，我们有必要看到，用政府的手调节市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经典案例之一，可以参考1984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

2017年，欧盟称谷歌滥用了在搜索引擎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违反欧盟规定，对其处以24.2亿欧元反垄断罚款，罚金创下历史记录。2018年7月，欧盟再次因谷歌把Android作为一款工具来强化其在搜索市场的主导地位，限制了其他玩家的竞争和创新能力，对其处予43.4亿欧元的罚款。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向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这家互联网巨头通过非法商业操作，扩大自己在搜索和广告市场的主导优势，阻碍竞争和扼杀对手。两个月后，美国48个州和联邦政府一道向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发起了两份诉讼，指控其滥用数字市场中的支配地位，从事反竞争行为。

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意识在西方商业社会有所提高。2019年，近200家美国企业的CEO联名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明对于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的信奉和执行。

这代表着西方一些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一家企业代表的主要价值观并非只是为它的股东服务而已，还要顾及它的顾客、员工、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者和应当负起的社会责任。当然，这只是这批西方企业家的共同表态而已。在实际情况下，更多的西方企业仍然主要依循着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运作，即为“资本取得较大回报”仍然是主要的企业目的。但毕竟这些企业家愿意一起共同为具有社会责任意义的“利益相关者式资本主义”发声，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可以说，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进化。

在经历了40余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的理解也有所提升。在2018年12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提出“新时代的企业家应当追求企业社会价值最大化”，并倡导亚布力论坛发布了《社会企业家倡导书》。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的概念虽然在国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内还是全新的。从追求商业价值到追求社会价值，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的进步。

在加强监督互联网平台垄断之余，不少人说这代表着中国政府正在打压民营企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二元经济与架构存在一些天生的问题，但它也能发挥强大的共生效应。国有企业往往肩负着较大的社会责任，在超越狭义的项目经济回报的前提下，为中国社会提供如基本建设、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品；而非国有企业则利用这些公共品发挥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今天，民营企业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2020年11月，习近平主席前往南通市考察，特意走进清末民初实业家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落后必然挨打、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提倡实干兴邦，起而行之，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这也许代表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重视和期许，什么应该做和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和不可以做。在任何时空中，“企业的业务边界是什么”是中国民营企业家需要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不应只以资本回报极大化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中囯需要的企业家必须在个人、投资者、企业和社会之间作出合理的平衡，这样的平衡一部分受到监管的制约，一部分应是来自自身的行为修养和准则。

在一个游戏规则更清晰、更透明和更公平的平台上，可以预期中国的企业家们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推动更多创新的出现。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这样的框架下将继续提升与优化。中国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较粗放的发展阶段后，将会进入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