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月出口额较10月同比增长21.1%，创下自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增速。自2020年二季度开始，中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经济稳步复苏。一季度中国GDP萎缩至-6.8%，二季度GDP开始转负为正至3.2%，三季度GDP继续正增长至4.9%；如此看来，四季度的GDP增长将会更为可观。

2020年第一季度正是中国疫情暴发的最艰难之际。当时不少议论指出，世界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去中国化”和“逆全球化”，大批供应链和大量外资公司也将会撤离中国。

4月7日，日本政府就敲定了新冠肺炎疫情紧急经济措施，规模达10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万亿元）。其中的“供应链改革”计划中有22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全部用于支援日企转移生产线回归日本国内。4月9日，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Larry Kudlow）也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公司抵扣包括从中国迁出在内的全部支出成本，因为政府正努力振兴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陷入困境的经济。几近同时，东风汽车集团发布公告称，雷诺汽车将其持有的东风雷诺50%股权和雷诺武汉工厂的全部控制权转让给东风集团，今后将停止在中国销售雷诺品牌乘用车。

4月3日，肯尼斯·拉波扎（Kenneth Rapoza）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题为《全球化可能止步于新冠疫情之后》的文章。文中指出，发达经济体将变得更加本地化，供应链也将变得更加分散。疫情时期，在全球范围的市场尤其是较小的新兴市场，固定资产投资正在下降，这也意味着去全球化和撤资，可能会造成极大破坏。同一日，美国记者丹尼尔·格林菲尔德（Daniel Greenfield）在《首页》（Front Page）杂志上撰名为《疫情将使美国伟大》的文章。他指出，美国防疫将促进人口分散，减少人员流动与“再农村化”。因此，疫情在美国传播，将会促使中小企业发展并在当地出售产品，而不是任由上千种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大型购物中心。

一时之间，这样的言论甚嚣尘上。国外不少人也发出了上述类似论调，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智库等在内的不少国内观察者，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似乎“去中国化”和“逆全球化”将会在疫情之后变成全球新秩序的新常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过去数年，中国政府坚持走多边主义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道路，加速了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速度。在汽车、能源、电信和金融等领域都给予了外商更多的准入空间。不少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了重要的投资。例如，2018年有关部门决定逐步取消对汽车企业的外资所有权限制。在此背景下，特斯拉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成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商。自从中国政府开始放宽外资在能源领域的所有权限制，埃克森美孚和巴斯夫等大型跨国能源公司开始在中国建设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外商全资化工加工厂。巨大的金融市场也在逐渐开放，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在2020年8月在上海设立了全资互惠基金单位。

在12月8日的《亚洲时报》（Asia Times）中，一位长期关注与中国相关业务的美国律师罗伯特·刘易斯（Robert Lewis）发表了《与中国脱钩非拜登团队所愿》一文。文中指出，美国与中国脱钩根本不实际。中国的优势已不再只是拥有廉价劳动力，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持续上升。同时，中国企业已经大大提高了自身水平，已具备组织和协调复杂的供应商网络、管理仓储设施和对材料、组件进行严格质量把控的能力，同时逐渐能够自主生产原本依赖进口的复杂重要零部件。举例来说，2009年中国仅负责iPhone 3G的组装工作，仅占材料成本的3.6％；2018年，中国为iPhone X生产许多更复杂的组件，包括印刷电路板、电池组和相机模块，将其在材料成本中的份额提高到25％。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已经无力承担脱钩成本，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供应网络的成熟程度，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黏性。

11月19日，上海美国商会发布针对124名在华美国企业家的调查。调查显示，拜登当选后，53.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华投资计划并不会改变，13.7%的受访者表示将增加在华投资。在问及对2020年收入较2019年的看法时，4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的收入将超过去年，而在2020年7月这个数字还只有32.5%。在企业全球布局方面，82.4%的制造业企业家表示，他们在未来三年没有将产能迁出中国的打算。

近日，中国英国商会《商业信心调查》的报告显示，英国企业仍然十分关注中国市场，且多数对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82%的受访企业将以此为依据，增加他们2021年的在华投资；仅3%的受访者表示，正在积极准备将中国国内的企业迁出国外。

过去30年间，在“全球化1.0”的分工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产品的主要需求端，而东方特别是中国则成了产品生产的主要供应端。全球化1.0为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巨大的价值，尽管某些经济利益并未从大企业手中充分渗透到当地社会蓝领阶层，但那是因为某些西方国家奉行新自由经济主义和该国本身体制、政策所致，并非全球化本身的问题。

随着中国中层阶层的崛起，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也将形成产品需求端，且仍然会保持供应端的地位。需求端和供应端同时在中国存在，就会形成中国的内循环。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后仍将扮演重要的产品需求端的角色，所以这方面的 “外循环”，也仍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逐渐落实的过程中，亚太区区域循环将会越来越重要。中国不会进入“逆全球化”时代，而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2.0”时代。当然，在“全球化2.0”向前发展之余，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的供应链“本地化”或“区域化”。但这终究不是主流，部分企业可能会采取智能分布式制造来分散风险。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家要辨清未来中国及全球的发展态势，这非常重要。企业更需要清晰地判断局势，再作出战略部署，而不应人云亦云。此外，外商在中国的战略部署也值得中国企业家和投资人关注。外资企业可以是竞争者，也可以是合作者。在“全球化2.0”的场景下，未来的战略竞争与合作将会变得更加精彩。

（文 |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董事长兼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