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术已然成为企业角力全球市场的主要掣肘。一方面，美国不断升级对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的技术遏制和封锁，试图卡住中国科技创新的“脖子”；另一方面，在芯片、安可等关键领域，中国亟需加大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力度。面对核心技术体系尚不完备、高科技人才匮乏、技术成果转化困难的现实语境，疏通技术堵点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力，企业又将如何在困境中创新，让中国喉咙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好声音”？

在202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二十一届年会的【核心技术论坛】上，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跃，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宣瑞国，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儒欣，纵目科技创始人、CEO唐锐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享。新浪财经CEO邓庆旭主持了该场论坛。

黄 立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跃

远大科技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宣瑞国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儒欣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锐

纵目科技创始人、CEO

邓庆旭

新浪财经CEO

邓庆旭：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卡脖子难题和企业创新”。首先，请各位嘉宾分别讲一讲自身企业以及企业所处的行业，遇到了哪些卡脖子难题。 

黄立：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红外热成像。红外热成像技术完全不需要任何光线，就可以看得非常远。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夜视技术，可以看到隐蔽的目标。这样的技术在国防上有很多用途。

说到“卡脖子”的问题。2003年非典期间使用到的温度探测器，都是来自高德红外。但是，因为那时我们国家没有探测器，所以我们只能购买西方的探测器。其中，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探测器的芯片，也就是红外线转换电子信号的器件。2008年，我们上了制裁名单，拿不到这个器件了。因为这个芯片很敏感，所以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华为。

我是根红苗正的民营创业者。我大学时学的就是红外这个专业，毕业后分到电力系统，后来用自己的积蓄创立了这家公司，带动了这个技术。在2010年公司上市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芯片搞出来，否则公司肯定要垮掉。但是，芯片的研发很难，对原材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要求非常高。我们那时相当于是从零开始做起。

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做到今天，主要形成了三大成果。第一，所有的技术都由我们自己掌握。第二，我们的技术性能和水平，已经跟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完全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有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第三，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三条生产线。在拥有了完全自主研发的芯片后，我们的红外热成像仪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我本人也被授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民营经济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从国外购入了1000个红外探测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交付了150万个红外探测器。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几点体会。第一，核心技术要不来也讨不来，只能靠自己。第二，中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一定会成功。第三，经过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高科技人才，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也积攒了很多工业基础和技术能力。这些人才和技术构成了我国高科技的半壁江山。第四，民营高科技企业是未来我国打破封锁、解决“卡脖子”难题，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所以，只要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潜下心来，拿出专注的工匠精神，无论是怎样的“卡脖子”难题，都不会“卡”太久。至少在红外热成像领域，我可以自豪地说，已经“卡”不了我们了。

张跃：过去33年，远大做了很多东西，从最早的供热无压锅炉到非电空调，到空气净化新风产品，再到建筑新材料，涉及的领域很多。但是这30多年来，我们做过的所有产品，几乎都被模仿过。有一些产品被直接模仿，还有一些产品被局部模仿。总之，被模仿的问题至少困扰了我30年，始终无法解决。被模仿、被剽窃，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我们只搞原创技术，但我们的产品一直被同行业模仿。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也不够，就算最终打赢了侵犯专利的官司，最多也只赔付几百万元。任何一项技术的研发开销都不止几百万元。英国在500年前就有专利局，之后是法国、德国，他们不但保护各种知识产权，对文化和著作的知识产权也保护得很好。但是我们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做好。虽然我们也在说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但我觉得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要从企业界内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能被称为“企业家”的企业领导者，都应该对得起这个名字，都应该尊重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就是技术不报专利，保密处理，但是保密本身也有很大的经济成本。我们将车间分成12个区，在各个区之间架起2米多高的墙，每个区的工人或者一般工艺员就掌握这个区的技术，也就是1/12，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掌握全部技术。这样虽然相对安全一些，但风险仍然存在。而且，原本很简单的流水线，变成了高空移动，要搬运装备，使成本上升了一倍都不止。

总体来说，如果中国下一步想要真正地解决科技创新问题，就要从国家立法、全民意识、企业家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彻底颠覆。只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上升到国家战略，企业也会很愿意创新做产品。中国的“卡脖子”难题主要就来源于缺少原始创新，缺乏真正的知识产权。

宣瑞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铁列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9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南北车组织联合攻关组在铁道部和科技部的指挥之下，自主研发中国高铁列车，当时的标准是200公里的高铁列车。第二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2013年，铁道部开启了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直接弯道超车的过程，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高铁引进。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从这之后，我们陆续把零部件全部国产化。除了车辆以外，我们也实现了从无匝轨道走向有匝轨道，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达到了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75%，安全记录也都是世界级的记录。从车辆和技术两个层面上，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实现了第三代高铁列车，即“复兴号”，这也是中国高铁列车发展的第三阶段。在“复兴号”上，从零部件到系统再到整车，基本上实现了全部自动化。据权威报告显示，中国高铁的自主化率已经达到了97%以上。现在能够“卡”住我们的难题有三个：大功率的功率转换器、高铁轮对、高铁轴承。目前，我国还没有这三个产品的生产能力，如果断供，会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在行业内，我们也都把解决这三个所谓的“卡脖子”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我在2017年收购了一家德国的高铁轮对企业，它占了国内新造高铁列车轮对较高的市场份额。我们作为从业者，希望可以通过对海外企业的收购，一方面掌握全方位的技术和经验，一方面也能够解决我们的自身问题。最近，BVV正在国内筹备建厂，能够使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生产高铁车轮车轴的能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邓庆旭：在这个领域，我们有“卡”别人脖子的能力吗？

宣瑞国：目前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水平和欧洲、日本的水平是旗鼓相当的。但在很多基础研发领域，欧洲和日本的企业有其技术的独特性或者是优势，比如车辆轻量化问题。国外的企业，在轻量化问题上一直在不断地改进，因为重量会直接关系到能耗，关系到高铁系统的运营成本。现在，包括中国中车在内，都在迅速和积极地推动车辆的轻量化。另外就是智能化，用于对高铁的整个全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监测，使其更加安全。高铁领域的竞争，未来还会持续，但是因为中国在高铁领域的投入大，我相信我们很快就有全面超越的机会。

周儒欣：2020年6月23日，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卫星发射，应用进入了全新阶段。回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以及公司发展的历史，我觉得我们非常幸运。

我国第一颗北斗卫星在2000年10月31日发射，北斗星通是同年的9月25日注册成立，立志于做北斗应用的推广。公司成立以后，如何切入北斗业务是一个难点。企业首先要考虑生存，我们成立之初也做代理业务。那时候我们卖的芯片、板卡全部是国外的。2007年公司上市，2007年4月14日，国家发射了北斗二号第一颗卫星。北斗二号是区域性系统，覆盖中国及周边，具备GPS所具备的所有功能。同年的 8月13日，北斗星通成为了中国卫星导航产业首家上市公司。我们下决心要做自主卫星导航芯片。在此之前，我国各类卫星导航应用的核心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北斗星通一方面做代理，一方面努力切入北斗业务。2009年3月8日，我们正式注册成立了从事自主芯片研发设计的公司，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吸纳优秀人才。

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组网完成以后，我们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目前，我们自主研发的芯片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的一等奖、二等奖。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智能化时代，无人机、机器人、智慧农业、智能配送、无人驾驶等都在逐步走入我们的生活，这些智能化时代的应用场景对卫星导航技术的需求特别强烈。未来将是卫星导航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从今年一季度来看，我们的卫星导航芯片、板卡、天线等出货量基本都是翻倍的。

我非常赞成张跃总说的知识产权保护，要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要让各种资本、企业家乐于在这方面大力投入、充分发挥作用。而对于“逆全球化”，我们一定不能急躁，要尽可能地忍耐，要有耐心。   

唐锐：纵目科技是我在2013年辞职之后创立的科技公司，业务领域涉及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我是做技术出身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做芯片设计，做了14年。今天，当说到“卡脖子”难题时，大家很容易就联想到芯片。但无论是芯片还是人工智能，这些“卡脖子”的事情，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并不可怕。其次，我认为“卡脖子”是好事。如果没有所谓的“卡脖子”，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积极努力地搞研发搞创新。

纵目科技到现在已经成立了8年。这8年间，我们始终坚持思考，什么是从零到一，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创新。纵目科技从最早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0多人，在北京、上海、重庆、厦门都有研发中心，也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制造。我们直接供给国内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比如红旗、长安、北汽和吉利。我们的产品线覆盖了最新的算法，包括自动驾驶控制器、传感器、毫米波雷达等。我们根据需求做完整的设计和开发，然后进行生产和制造，最后供给给客户。截止至目前，纵目科技已经成为行业里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一直聚焦在比较明确的赛道上，就是做封闭园区的自动驾驶。

总的来说，因为我自己一直从事芯片工作，所以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会“卡脖子”的事情，更多的可能是市场的问题。过去，芯片的集成度比较低，投入也比较小，很容易把它做出来。后来，芯片的集成度变得越来越高，投入也越来越大，很多时候需要有非常大的出货量才能够支撑芯片企业前期的投入跟研发费用。这时在市场上，芯片的研发生产自然而然地会集中到一些比较大的半导体巨头，因为这样才比较划算。芯片的研发其实并不复杂，而且“卡脖子”这件事给芯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因为它创造了出了一个需求。原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的东西，现在买不到了，怎么办？从供应链上复制一份，我们自己慢慢地做出来。因此，总体来讲，芯片“卡脖子”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很好地推动国内硬核科技的发展。

邓庆旭：从各位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企业创新都离不开人才。那么，中国当下技术人才的现状是怎样的？在人才培养上，有没有什么不足或者是瓶颈？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我国留学生的限制，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黄立：高科技发展的核心在于人。第一，人才非常紧缺。以高德红外为例，我们的员工将近4千人，科技人员有1400人，但真正有原创思想，能够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从创业到现在，我平时的工作时间有70%用在研究上。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困扰。在人才培养上，我国的教育模式和西方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不管是在中学生、大学生还是研究生的教育体系中，原创性思维并不是必要的。

第二，人才发展的环境问题。在科技领域里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不想着如何去研发新的东西，而是想着用不法的方式去获取。我们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一方面是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打击力度不够，再有就是政府方面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我们要呼吁和关注知识产权保护，要加强立法，要做好全民教育，不以抄袭、仿冒为荣。

但有一点，我与张跃总的观点不同。他把自己的研发保密起来，自己做知识产权保护。而我认为，还是要靠国家、靠政府，还是要建立法制。同时，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西方，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侵犯知识产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甚至让人畏惧。我们也应该要建立起这样的一种环境，让大家畏惧违法，而不是以违法获得好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些，未来，一定会有大量的人才聚焦在创新研发上。只有这样，才会真正解决我国的原创技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难题。

张跃：我们的教育是否能够配合国家的科技创新？如果要让教育配合创新，那么教育的根源是什么？学生为什么学习？如果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了知识，搞发明创造就可以变成富翁，就可以光宗耀祖，那么他肯定会有动力去学习。但是如果他的周围没有一个通过知识、通过科技发明创造成功的案例，年轻人是不会主动去学习的。所以，要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让一些搞发明、搞创新的企业能够成功，那么，主动学习的社会风气就会被带起来。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民营企业家组织。论坛活动除了关注经济发展之外，还应该重点关注科技创新。中国需要发展的是真正有价值的经济，是可以解决各种难题的经济，包括气候问题、农业安全问题、污染问题。这其中有大量的科技创新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眼界应该放宽一些，机会有很多，不要看不到这些机会而去抄袭别人。

周儒欣：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作为企业来说，要考虑如何建立更好的机制吸引人才。以自身企业为例，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要让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所以我们最近在推行股权激励政策。人才在加入企业之后，能否实现个人价值，是企业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邓庆旭：最后，请各位分别总结一下，未来在哪些领域还存在可以突破的机会。

唐锐：我感觉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尤其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非常重要，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鼓励创新。另外，中国市场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人才的问题，而是无底线的恶意竞争，这对于创新是一种阻力。

周儒欣：从产业链、供应链和安全方面，要构建更加稳定的产业生态。从“卡脖子”的问题上看，一方面要有耐心，一方面也要多提出一些建议，从机制上去进行创新。

宣瑞国：自主可控是众人皆知的目标，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处于整个产业链上游的大型国有企业排斥国产的产品，排斥没有业绩的新的技术。我希望我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以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那么，自主可控将指日可待。

张跃：我认为全社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国家对于强化知识产权的立法，是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未来，中国是否能在经济、科技及其它各个方面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两方面。

黄立：我总结三点。第一，“卡脖子”问题困难很多，不要轻视，不要忽视，不要盲目乐观。第二，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希望也很大。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都证明了，“卡脖子”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第三，“卡脖子”问题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教育、观念，等等。它是体系化的问题，是多方位的问题。所以，要解决“卡脖子”问题，就需要我们多方位、多角度去考虑，要从最高层全面地着手去做，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