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双循环”格局之道
编者按：
今年以来，受贸易战、疫情等因素影响，外需市场大幅萎缩，中国出口面临严峻形势，GDP的三驾马车只剩投资与消费在屏气发力。而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扩大内需又被提到战略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
不过，自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0.86%，目前已达到55%。过去几年，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消费空间已然不大。可见，单纯地提升消费对GDP的占比、降低储蓄，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掘消费空间。如何进一步提升消费结构，深度挖掘消费潜力以扩大内需，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发展命题。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狂飙突进式增长期和震荡下行调整期。如今，在新的历史格局下，中国经济又将面临新挑战与新契机。
政策制定者切勿囿于媒体的过度渲染而误判国际形势。去中国化并未发生，全面的产业链断裂也未成事实，中国也不会与世界完全脱钩。姚洋认为，后续政策要在加大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加速城市化步伐等方面发力。在重构全球化、重构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面前，中国要稳住底气，提升格局，抓住双循环机遇，做一个平衡全球利益、值得信赖的新型世贸规则制定者。
想要理解好“双循环”，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是“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第二句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这个重大战略及其意义？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我们先要了解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情况。换言之，只有先了解国内循环做了哪些事，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双循环。第二，要客观地认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可能影响。最后，在理解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要思考中国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一）中国经济经历“再平衡”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基本上可以分成相等的两个阶段，即由2001年—2010年组成的前十年和由2011—2020年组成的后十年。前十年，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式增长；后十年，中国经济震荡下行调整。
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出口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7年增长5倍，外汇储备激增。经济增长非常快，巨额财富的创造速度惊人，但集中度也高，少数人拥有极多的财富，居民收入分配非常不平均；同时，经济结构失衡，储蓄过度、消费占比下降。
2011年—2020年是我国经济调整的十年，结构性变化很大。这一阶段，工业化高峰已过，第二产业（工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上升；同时，出口占GDP的比例和出口对GDP的贡献比例，都在持续下降。如果以GDP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储蓄率不断下降，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
总体来看，过去几年的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都在7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由外需和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早已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在我看来，以国内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所剩不多，这个判断很重要。既然提升国内消费的空间有限，中国就应该努力保持适度的储蓄率，不要使之下降过快，因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也需要储蓄支撑。
因此，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聚焦消费结构问题，提升和优化消费空间；不能单纯地提升消费对GDP的占比，更不能简单地靠降低储蓄来刺激消费，否则在政策制定上容易出现方向性错误。
（二）国际形势对经济影响不小，但不足为惧
想要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先要明白两个问题：第一，去中国化发生了吗？ 第二，在技术和金融领域，全球会形成以中国和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平行体系吗？关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去中国化并未发生
为什么没有发生去中国化呢？
首先，今年中国重获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身份。受贸易战影响，中美贸易额去年比前年下降10.7%，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6.6%。近两年中美贸易确实因此而大幅下降，不过因受疫情影响，今年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都出现了下降。这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去年贸易战致使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今年4月开始，因为疫情的缘故，中国又重回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由此可见，美国扬言要与中国脱钩，但却并未形成对华经济和技术的统一逻辑和一致战略。
其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非常大，据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下降13%—30%。中国上半年的出口下降3%。实际数据显示，6—8月出口正增长非常快，8月出口已经转正。总体上看，一般预测中国2020年全年出口将实现3%的正增长，GDP将实现2%左右的正增长。全世界的贸易都在下降，GDP也在下降，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再度增加。
第三，全面的产业链并未断裂。全球产业链的确在部分高科技企业身上产生了断裂，但受到影响的主要是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90多家实体，但这些实体占我国经济的份额比较小，所以总体来说，形势可控。大多数的一般性企业并未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全球并未发生全面的产业链断裂。
第四，外资企业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美国企业对于撤离中国市场的态度上，基本是“雷声大、雨点小”。日本政府出资150亿元鼓励日资企业撤离中国，但目前只有80多家企业响应。而且，这其中的很多企业不过是回日本再设一个分厂而已。事实上，中国人很多的日用品都来自于外资企业。以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牙膏来说，它其实是欧洲品牌企业联合利华旗下的产品；再以沃尔玛为例，它利用中国的生产网络及廉价劳动力生产了很多产品，早已扎根于中国零售业，甚至将市场布局到了县级城市。中国拥有这么大的市场，这些企业绝对不愿意轻易离开。
有报道称，一些外资企业已经搬到了东南亚，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已经增长20%。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的出口总量是2.5万亿美元，越南的全部出口只是中国的1/10。越南出口美国所增加的那20%即便全都转自中国，也只能造成中国出口下降2%，更不必说越南的出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内生的出口，并非源于中国的订单转移。此外，越南对美国、欧洲的出口虽然增加，但在生产网络下，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增加。
第五，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上升。数据显示，中国GDP和出口占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上升。按照名义量计算，目前中国占世界GDP约17%，出口占世界的14%。 明年还会继续上升。具体而言，在GDP增速方面，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3，今年可能会达到美国的73%，因为美国会下降，而中国还有增长；世界五百强企业数量方面，2008年中国包括香港企业在内只有37家，日本有40多家，今年我们达到了124家，已经超过了美国；在产品技术和产量上，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大疆、格力、美的、联想等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世界第一。尽管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过去十年，我们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市场也在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六，中国对世界的依存度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上升。麦肯锡的调查数据佐证了这一事实。同时，东南亚对中国的依存度也在上升，其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体系并未改变。
第七，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逻辑，就是一件产品由多个国家的企业共同生产，并非由某一个国家生产。由此形成产品内贸易，而国际贸易中近90%都是中间品贸易。
中国除了拥有世界第一的市场规模优势以外，还拥有强大的生产网络，拥有联合国工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优势。中国的生产能力很强，产业链日趋完善，这方面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中国竞争。不仅如此，我们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还有潜力可挖。
第八，西方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受限。政府影响企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立法，但是西方国家立法涉及面很广，需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利益，耗时极长，且政府因为财力有限，给予企业补贴的能力也有限。以脱钩为例，西方企业是否要离开中国，是否要与中国断链，最后的决策者还是它们自己，政府并不能强制干预。
技术不会完全脱钩
原因如下：
首先，现代技术的复杂性致使没有一个国家单靠自己就能控制整个产业链。以华为为例，特朗普政府几个月前发起组建5G联盟的呼声，甚至还下了一道总统行政令：凡是有华为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企业不能参加。但因为华为掌握了40%的5G技术，5G技术的会议如果没有华为参加就无法进行，特朗普政府最后只好取消这条禁令。所以，还是实力决定了话语权。
其次，在现代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统一标准变得越来越重要。国际标准是由头部企业制定，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因为一个产品的中间环节是由不同国家生产的，各国必须遵循统一标准。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隔断产业链或者垄断整个技术，难度非常大。5G领域的华为就是一个例子，无需国家层面出面，就掌握了5G标准的话语权。所以在标准问题上，世界也不可能分成两个平行体系。
最后，美国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任何一个美国企业都不可能轻易放弃。华为每年将700亿美元用于对外采购，其中140多亿美元付给了美国的企业。美国高通一半以上的销售都在中国。如果美国再下令高通不能对中国出口芯片，可能高通很快就无法生存，因为芯片行业全靠销售额支撑，没有销售额，就不可能跟得上研发和技术的大潮流。正是这一原因，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曾经一再延期，现在禁令虽然实施了，但Intel（英特尔公司）和AMD（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很快就取得了供货许可，高通也在争取许可中。
全球技术竞争不可避免，因为地缘政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寻求最好的结局是，在统一的标准和规则之下进行开放的、良性的竞争，而不是主动脱钩，自我闭关。
金融也不会完全脱钩
首先，美国不会把中国整体排除在美元体系外。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是6000亿美元，如果中国被排除在外，那么中美贸易无法结算，也无法进行。对美国人来说，用美元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元是一个国际硬通货，对于使用美元的国家而言，美国就可以对其“割韭菜”。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不断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割韭菜”，1971年，1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今天价值高达1900美元，美元贬值力度可见一斑。所以，美国人绝对不想将中国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当然，这并不能排除美国会把我国的个别企业或银行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甚至是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之外。这有先例可循，对此我们也要做好应对预案。
其次，中美之间的金融联系没有中断。一方面，202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不减反增，已有20家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筹集资金40亿美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在美IPO筹集的35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增加，这得益于我们的新《外商投资法》。很多美国金融企业到中国来开设合资机构，比如PayPal（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收购了国付宝70%的股份，成为在华第一家在线支付的外国公司。按人民币计算，今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增长6%。
第三，在应对金融脱钩方面，我国央行也在发展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是点对点的分散式交割，也可以离线使用，所以如果数字货币研发成功，就可以绕开SWIFT。并且，数字货币使用方便，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发行数字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辅助作用。不过，数字货币本质上仍然是人民币，并没有脱离货币的本质，所以仍然要面临人民币遇到的所有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看世界是否愿意接受人民币。只有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的数字货币才能起作用。
我认为，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是为未来的技术做准备，发行数字货币可以节约成本；二是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共存，补充它们的作用。
总而言之，国际环境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也的确对我国创新环境特别是最顶尖的创新环境有影响，但是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影响。否则我们在做决策时，可能要出问题。
（三）四大举措助力实现双循环新格局
走出疫情迎接新的景气周期
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判断是：如果疫情不反复发生，下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5%—6%，明年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8%。明年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周期。其实，这种新的景气周期在2016年—2017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它因为受到“去杠杆”和疫情因素的影响而中断，明年应该会接续。如果中国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增长，在追赶美国方面，我们就会非常有利。
假设美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2%，通胀率为2.0%，而中国按高、中、低三种情况预测增长率分别会达到6.5%、5.5%和4.5%。因为中国以美元计算的通胀率包含了升值成分，所以5年内中国即使保持了6.5%的高增长率，也还是无法赶上美国。但是10年之后，我们以预测的中速度发展，就能超过美国。即使按照预测的低增长率，经济发展也会与美国较为接近。大体而言，中国应该会在2025年—2030年之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关键领域要有自主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越开放越要防控风险。我个人认为，风险防控主要在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国内循环的关键。如何进行自主创新，第一，要让市场做创新主体。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是创新的主体。在常态下，利用国际合作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争取一个开放共融的国际环境。
在关键领域，美国要“卡我们脖子”，我们的政府就要增加投入。但是首先要科学地界定哪些是关键领域，不能泛泛防止“卡脖子”。比如，圆珠笔的笔头是瑞士的一家小公司生产的，如果它不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圆珠笔。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一定要努力自己研制笔头？我认为没必要，“卡脖子”并非唯一标准，关键标准应是这个领域对于中国发展是否足够重要，同时是否面临美国人完全断供的风险。其次，政府资金最好是雪中送炭，投入到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但缺少资金的领域，而不是那些从0到1的创新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从0到1的创新，但失败太多。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浪费金钱，无任何意义。
第二，芯片领域全工序投入很难。在我看来，芯片要做，但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好每一道工序？这也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芯片生产有四个主要工序：设计、晶圆材料、晶圆加工、封测。中国在设计方面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华为的麒麟芯片、寒武纪陈氏兄弟设计的AI芯片、紫光的芯片等都属于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在设计领域只有“半条腿”，因为芯片设计的辅助软件以及很多知识产权都被外国掌控。这次美国英伟达收购英国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提供商），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即使中国能做辅助软件，在IT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可能完全做到。制造芯片的晶圆材料方面，中国高度依赖日本进口。不过我们和日本之间还有更多谈判空间，这无需担心。晶圆加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加工。在光刻机方面，中国的领头羊是上海微电子，它在明年可以推出28纳米的光刻机，但世界领先的阿斯麦已经可以做5纳米的光刻机，这方面，我国落后了十年以上。在加工方面，中芯国际已经可以做14纳米级，但是与台积电的5纳米级仍有两代技术差距。在封测方面，中国的差距相对较小。
总体而言，想把上述四个领域做全很难。我国现在提出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芯片自给率从1/3提升到70%，我认为难度很大。中国是否要做芯片的全行业闭环？这值得慎重考虑，更可行的做法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先做出突破。
如果中国无法完全掌握最先进的芯片，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其实，短期的影响微乎其微。例如，受美国禁令影响，华为明年可能无法制造最先进的手机，但是国内其它几个手机领头羊如小米、VIVO、OPPO没受制裁，他们可以购买别人设计的5纳米芯片来制造手机。因此，如果禁令延续到明年，中国的高端手机领域可能要洗牌。总之，对中国的总体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我国技术最领先的企业华为的影响会很大。
我认为，评判一家企业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敢于投资一些目前没有任何商业盈利可能性、但是长远来说对人类的知识积累有益的科研项目。曾经的IBM是这样的一家企业，现在的华为也是。我们要在关键领域搞自主技术，但是要想好具体怎么实施。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
如前文所述，全面扩大消费已没有多少空间，所以最重要的是做结构调整，尤其是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调查显示，10%为最高收入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35.5%；50%为低收入家庭，只占有全国总收入的16%，他们的平均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收入的1/3；10%为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国总收入的0.4%。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87倍。事实上，最低收入的那部分家庭人口是在欠债生活，如果不算上住房，他们的净资产是负数。
如何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我们的一次分配已经在改善，而且会继续改善，因为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推进。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在我看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世界最发达地区的差距，小于中国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的差距。同时，服务业正在替代第二产业成为非农业就业的主力部门，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高一些，这有利于一次收入分配的改善。
不过，二次分配还需加力。我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九大提出的目标。除了收入方面之外，全民社保是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要指标。关于全民社保的具体措施，个人有以下设想：
首先，若想实现全民社保城乡统筹，暂时不能以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保及医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这样难度极大。我建议建立统一但分级的社保体系，也可称为菜单式社保计划。其次，建立临时性贫困人口救助体系。这次疫情突显了社保体系的漏洞，许多失业人口和半失业人口没能得到及时救助，这也是我国现在消费增长比较慢的原因之一。目前，消费的复苏远远低于生产面复苏的水平。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对社保非常敏感。我们的研究表明，加入新农合后，低收入农户的消费可以增加10%—20%。他们的收入很低又没有保障，在获得保障之后，他们才敢去消费。
因此，未来，我们在消费上的调整应该是结构上的调整。
加速城市化步伐
我国城市化滞后，应该加速城市化步伐。目前，我国名义城市化率是60%，但是这包括了那些进了城却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果剔除这些人，我们的城市化率其实不足45%。同时，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但农村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28%。按劳动力占比算，我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应该达到72%以上，恰好是日本70年代、韩国90年代中期的水平，并且，我国现在的人均收入和这两个国家那时候的人均收入相当。
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到2035年城市率要达到75%—80%，城市化率相应增速应该达到每年增长1.3%—1.4%。然而，过去这四十年每年的城市化率增速只有1%左右，我们的城市化速度应该再加快。
今后，我们就是要着力推进城市化。我建议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而不仅仅是大都市。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会经历 “大集中、小分散”的过程，即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又会分散。
目前区域城市化或城市群发展得最好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内的巨型城市、大型城市、中等城市和很多小城市，共同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未来，中国几大城市群可能会集中我国60%—70%的人口。
结语
首先，不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常规政策。我们确实要防范国际上可能越来越多的风险，并为此做好充足准备，但切记不能将这些底线级的准备变成常规政策。其次，以国内循环为主不等于放弃国际循环，以更大的开放来对冲特朗普政府的围堵才是正解。在金融领域，我们要让美国更多的金融企业到中国设立独资企业，以增加美国脱钩的成本。最后，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该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新交往方式。有人说，现在，我国在国际上的一些外交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韬光养晦的政策。我认为这种判断是不对的。十年前我们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就写道：大象难藏身于树后。以前我们是一只小绵羊，躲在树后没问题，现在是一头成年的大象，树已经挡不住我们了，再韬光养晦已不可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以前我们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很多规则对我们不利时我们只能接受。现在美国想重构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在很多问题上就针对经济体量排在全球第二的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更是一个全新的机遇。
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与美国谈判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方面我们大有可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改变心态，做好牺牲一些自身利益的准备。作为规则制定者，肯定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在乎自身利益，而是要讲求全球利益。中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在“一带一路”上已经承担了许多核心义务，在规则制定方面，我们也同样可以承担更大的义务。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