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20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武汉特别峰会上，公共卫生成为重点议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正面临一场大考，一个全新的公共卫生体系正亟待建设。当前，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短板？有哪些补充短板的解决方案？如果疫情再度暴发，我们该如何应对？过去半年，中国企业家积极驰援抗疫，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留下了温暖底色。未来，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企业家们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围绕上述问题，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国家特聘专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主任郑志杰，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刘兆年，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亚进行了深入讨论，元明资本创始人，迈胜医疗集团董事长，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创始人、主席田源主持了论坛。   

田源：当前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似乎分崩离析，全球疫情此起彼伏，至今没有消停的迹象。请问郑教授，全球卫生体系出了什么问题？你的“药方”是什么？ 

郑志杰：所有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相加，形成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一个好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各国协调合作，但这种合作通常是1+1<2，没有真正发挥合力的作用。这次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预警、制定指南、实时监测、协调研究路线图、现场考察、技术培训、物资援助、强化筹资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肯定，但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它只能协调不同主权国家的行动，缺乏真正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世界卫生组织是共识治理，只有多数国家同意，公共卫生项目才做得下去，一旦阵营不同，工作往往就难以推动。这是目前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最大困境。其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还存在资金不足等问题，这就导致很多工作无法推进，再加上美国“退群”等原因导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进一步缺失。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等行为体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世界卫生组织正面临着现实发展的困难。种种现状表明，加强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各行为体的共同努力。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际合作机制，就很难建立起良好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

田源：全球共同抗疫正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对世界卫生组织能做多大贡献？

郑志杰：中国正在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推动工作，也一如既往地将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全球健康领导者。所以，中国在抗击疫情中也在全力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对中国来说，与世界卫生组织紧密合作是一个相对顺畅的途径。不过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就已宣布，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进行国际抗疫援助。如何更大地发挥这20亿美元的价值，也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这笔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它可以作为疫苗的研制经费；另一方面，我们研制成功后的疫苗也可以以全球公共产品的名义进行低价出售。这些都是为全球抗疫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方式和手段。中国也希望尽力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去攻克一些公共卫生的薄弱环节，比如提供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试纸，提供个人防护的诊断瓶及其它产品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合作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和国家的合作，以对冲美国“退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当然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中国还是应该排除万难，寻求与美国的合作。

田源：毛教授如何评价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如何改革和完善？ 

毛振华：美国目前仍然是超级大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力量非常强，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想办法做出一些让步和改革，让美国重回这个大家庭。毕竟，病毒、公共卫生、世界型的危机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美国还是有可能回来的。

回看中国，我们充分发挥了在技术、体制及管控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应对疫情有很明显的成效，尤其在应对输入型病毒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早期武汉的防疫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一阶段的防疫工作值得研究和反思。武汉的公共卫生治理处于全国一流水平，公共卫生城市设施也比较完备，公共卫生治理本应该井然有序，但在封城之后的早期，民众还是出现了巨大的恐慌。这是为什么？早期医院主要收治的都是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对社会的管控能力很弱，无论是防疫政策还是公共卫生体系，都有很多需要考量和完善的地方。再看当下，有专家说我们可能要应对疫情的二次暴发，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我们还是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做好防范。在下一波疫情到来之前，我们要加快补充公共卫生体系短板，加快建立起网格化的发热门诊体系、分级诊疗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卫生管理不仅是一个专业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我们只有做好了充足准备，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及其它资源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田源：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能否就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应对下一波疫情的能力？在此次疫情中，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刘兆年：说到公共卫生体系，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公共卫生。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的公共卫生事件通常有三个属性：第一，它属于大众健康问题，涉及的不仅是某一个地区和国家，而可能是全人类。第二，解决这类公共卫生问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出现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常常需要依靠政府力量加以解决。第三，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所需经费需要政府出资，因为任何个体和医疗机构都难以承受这笔费用。

基于这三个属性，当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要确保做好两件事才能顺利解决危机。首先，政府要应对有方；其次，政府要有钱。从全球各国应对疫情的实践来看，凡是政府应对有方且免费提供疫情防治的，战疫就容易取得成功；反之，就陷入了被动。中国政府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应对得力，继续坚持下去就没问题。

郑志杰：公共卫生治理要从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来理解。医疗机构、疾控中心都属于公共卫生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说，从疾病的前期预防到后期发病再到二次预防，公共卫生贯穿了整个医疗环节。这么大的一个体系，主要还是得依靠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的领导力及应对方式非常关键。对比中美两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作为，不尊重科学和医学专家，用选举政治主导防疫，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美国的教训。

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有很多短板，比如技术短板。过去由于技术限制，只能人工采集信息，有时候信息采集不准确，导致结果不实。以2003年的SARS为例，2003年出现SARS以后，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传染病监测直报体系。但在直报过程中，有些人去医院填报的信息并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保证信息填报的准确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补充好这方面的短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我们下次在应对百年不遇的病毒时，能够手有余粮，内心不慌。

短短20年间，就发生了六次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SARS、H5N1禽流感、H1N1猪流感、埃博拉、MERS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自然界、动物界，各种各样的新病毒接连出现，我们对这些病毒也并不了解。所以，人类还应该强调生态健康，把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健康放在同一个框架里看待，与自然实现和谐统一。这就是全球公共卫生强调的“One Health”或“健康大同”的理念。

环境恶化是引发新发传染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缔约国应当发展、加强和保持其快速有效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核心能力，从发现、评估、报告、通报和处置等方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并不愿意让其他国家对自己 “指手画脚”，觉得自身主权不容侵犯。这种不够开放的精神，自然不利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

陈亚：首先，希望政府和媒体给予容错机制，未来针对这类病毒的上报能有免责机制。上报人不用害怕出错，“宁可出错，也不放过”。第二，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会相互伴随，病毒会永远存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写得很好，它说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人种颜色，而是管理病菌能力的差异。现在已知的病毒大约有3600多种，人类可能征服了细菌，但还没有征服病毒。所以，人类与病毒的斗争是必然的，我们要习惯它。既然病毒与我们是长期共存的，那么未来难保会出现新的病毒。因此，一个合理的容错机制，将有效管控病毒源头。

田源：在未来公共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陈亚：这次疫情中有四类物资比较紧俏。第一是防护物资，未来再发生疫情，此类物资在中国完全够用，因为中国这方面的产业链已经非常完整。第二是诊断试剂，虽然中国也不缺少诊断试剂，但是中国诊断试剂的技术还需要提高。要研制出快速、便捷、灵敏的POCT诊断试剂，需要企业担起相应责任。第三是药品，在中药的制剂方面没人能和我们比，但在西药的制剂方面我们与其他国家还有差距，希望未来在病毒的制剂方面能有更大突破。第四是疫苗，疫情大力推动了我国疫苗产业的发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疫苗还不够成熟，企业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郑志杰：第一，企业理应在公共卫生安全中扮演相应角色。华盛顿有一个全球健康理事会，是游说国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我们自身而言，也应该要发挥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国家政策及全球健康领域的作用，在全球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我们不要忽视企业在这方面的影响。有时，企业、企业家发挥的作用比政府的作用大得多。第二，中国还需要做好未来公共卫生的应急储备，这也是商机。国家在采购和储备时肯定需要物资，而且这个需求不容小觑。第三，从企业本身考虑，我建议每个企业可以做一个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预案，未雨绸缪。一旦碰到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情况，企业能够从容应对。

刘兆年：疫情防治涉及到提供药品和防护物资，做好这件事首先要靠企业。新产品和疫苗的研发，还有药品的生产、流通和配送，都需要企业来做，没有企业这些事根本做不成。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首先，政府要及时发挥指导作用，积极承担相应的费用和责任。第二，这次抗疫，民营企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时候谁都没有考量自身的经济利益，一心想着尽力救人。现在还有人在讨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谁的作用更大，我觉得没有意义。在大疫和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企业没有分别，只要能够救人，我们都会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在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公共卫生事件由政府出资，政府购买服务，企业提供服务和产品。

毛振华：这次疫情对于企业而言是一次大考。首先，面对这样大型的公共卫生事件，企业应该想好应对策略，各尽其责。在听从政府安排的同时，企业也要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亚布力论坛企业家在疫情早期就自发成立了应急小组，在采购物资、建立医院、捐款捐物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间也体现了民营企业家在应对这种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灵活性、应急性。

第二，要注意防疫物资的运用问题。在短缺物资的时候，管控如果过于简单，就会容易引起囤积，物资的运用效果会很差。早期“口罩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口罩短缺的情况下，那些储备充足的人不会轻易拿出多余的口罩，而是囤积在家，结果疫情过去口罩也不值钱了。但如果把口罩的价格提高1-2倍，就会产生相应的供求关系，那些囤积口罩的人就会愿意拿出多余的口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实施的是“简单管控”的原则，不尊重市场方法，谁卖的口罩价格高就把谁抓起来，就会出现人虽然抓起来了，但他们也不会把口罩拿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启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有时也需要用市场方法处理。

第三，怎样正确认识医疗体系？我思考了很多，比如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公共卫生和逐利天性之间，如何达到均衡。医疗体系属于公共卫生体系里的一部分，所以也需要有社会公益性，需要用有限的资源解决更多人的问题，这自然没错，但企业家的根本目标还是要产生利润。如果政策不鼓励企业家的行为，导致企业没有获得很好的利润和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新药的动力也就会变弱。政府需要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去激发企业的创造热情。单纯靠政府管理，可能无法建立一个好的医疗体系。

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一直被忽视，大家好像觉得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值得研究，但我现在发现它就是一个大学科。在公共卫生领域面前，我们的企业、社会、个人都还只是学生，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田源：这半年，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全球提供了一个“中国案例”。中国案例虽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国家，但现在全世界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对于全球的贡献是可见的。

总之，全球公共卫生的治理体系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中国也需要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希望我们后续能够一起努力构建更好的公共卫生环境。企业也将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与国家一道，共同抗击下一波可能将要到来的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