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2003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4年，消费开始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并于2018年达到76.2%的峰值。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回落，降至57.8%，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前两个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的消费呈断崖式下跌。从不同行业领域角度来看：

首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10年的15.4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1.1万亿元，总体增长了166.8%；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处于连年回落态势，从2010年的14.8%回落到2019年的8%。其次，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其它用品与服务上的消费支出正不断增长，尤其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增速不断扩大。但总体看，居民在服务型消费方面（不含餐饮）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提升较为缓慢。第三，2015年以来，粮油、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针纺织品、日用品类等基础消费类商品增速缓慢，五年时间仅增长6.3%。第四，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作用下，居民在住房方面的消费支出增速收窄，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也快速回落。第五，汽车销售在2018年出现负增长，结束了中国汽车市场连续28年的增长记录。

2019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7.5%和8.2%。石油及制品销售相对稳定。第六，近年来，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的销售相对稳定，销量变化不大。第七，在其它社会消费品中，化妆品持续增长，2019年销售额2992亿元，较2015年增长了46%；金银珠宝销售额不断走低，从2015年的3069亿元降至2019年的2606亿元。

近几年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虽然在增加，但增速在不断降低，而且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这表明居民的消费意愿并不强烈。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消费增速都在收窄放缓，但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同时，近五年来，全国网上零售额不断增长，虽然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速，但增幅放缓。总体看，全国网上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为43.97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虽然消费贷款年末余额总量在增加，但消费贷款年度增加额却连续三年回落，低于2017年的水平，人均消费贷款增速也在持续回落。在居民存款上，居民存款不仅总量持续增加，而且增速也持续扩大。但从增长幅度看，目前消费贷款的增长幅度还是整体高于存款的增长幅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

2020年1月下旬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旅游、餐饮、院线、酒店等行业受到严重影响，全国消费几乎冻结。从目前的数据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已使部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退回到2016年的同期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同比名义下降20.5%。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48476亿元，下降18.9%；全国网上零售额13712亿元，同比下降3.0%。

目前，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公布1-2月份除餐饮外的服务型消费的数据，包括在防控疫情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消费。不过，从网上消费额及网上实物商品消费额的情况看，以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在2月份进行的有关肺炎疫情对企业影响的调查结果，服务型消费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的回落。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参与在线调查的民众主要以基础消费为主，新增消费意愿普遍不高。受访企业家认为，要调动民众的消费意愿，必须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

如今，虽然中国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已出台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而且随着各地的复工复产以及内需的逐步恢复与扩大，中国的消费将较1-2月份有一定的回升，但是由于疫情目前已席卷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防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剧变，经济形势更为严峻，整个疫情将对中国居民消费以及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目前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在线问卷调查结果、对部分领域代表企业的采访调研，以及对过去十年消费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目前国内刺激消费的举措效果比较有限，除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预期影响之外，还与民生保障及居民收入增长等因素息息相关。综合问卷调查与受访者观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消费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保障机制缺失影响居民消费。民众消费意愿不强，主要还是保障机制缺失，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保障不足，挤压了消费空间。政府公共财政承担的公共消费，应该对整个社会消费起到“兜底”作用，但目前我国公共消费还是一块短板，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保障供应不足。这导致居民收入大部分被沉淀到生活必需领域，抑制了消费增长。

第二，收入水平制约了民众消费的进一步扩大。可支配收入仍是影响消费最基本的因素。消费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如果工资没有明显的增长，消费者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必然放缓，导致消费购买力不足。目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下行趋势，长期压制消费增速。2011年之后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整体处于下行趋势，虽然在2017年出现一定的反弹，但自2017年三季度之后一直震荡下行，这会从长期压制我国消费增速的反弹。

第三，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削弱了民众消费的信心。居民对未来预期不明朗是导致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对宏观经济影响持续发酵，贸易摩擦产生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了居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乐观预期。为防风险，持币观望、削减开支等现象已经出现，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拉动效应降低。其次，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居民未来预期，导致消费收紧。总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内部长期存在的制约性因素叠加，导致了居民预期不明朗，从而导致消费对经济贡献率大幅下降。

第四，房地产市场快速加杠杆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中国居民负债水平已经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房贷占60%以上，进一步挤压了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由于住房按揭贷款往往期限较长，普遍在20-30年，也就是形成较长时间的债务，透支了未来的收入，这对消费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

第五，前期刺激政策提前透支了相关产品需求。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刺激下，2016年汽车产销保持高速增长，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但也提前透支了我国居民对汽车的需求。2018年以来，随着前期出台的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汽车消费开始出现快速下跌。叠加汽车保有量已经相对较高，刺激效果相对有限。

第六，消费结构性问题突出，消费升级进程缓慢。目前，中国的粮油食品等基础性消费已趋于饱和，实物消费已经出现瓶颈。最突出的是汽车。2019年，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2.2亿辆，离一家一辆车已经不远。而汽车在普通家庭消费里是“大件”，大件都快饱和了，实物消费“量”的方面潜力已经有限。同时，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差异极为明显，消费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政府一直强调消费占比提高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但数据显示，越发达的城市，消费占比越低。

第七，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中产阶层对消费环境更为敏感，而国内消费环境仍存在着“物质消费不安全、服务消费质量低、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中产阶层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逐步升级，国内消费环境升级相对滞后，其消费空间势必逐步向境外转移。目前所谓的中产阶层消费意愿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境内-境外”空间差异。因此，持续优化国内消费环境，可推动中高收入群体较高的境外消费意愿向国内转移。

第八，农村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激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近年来，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有较大的增幅，但农村居民消费额总体比较低，而且消费差距在拉大。以2015年为例。当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为12169元，到2019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差额达14735元。差距每年都在拉大。而在2019年末，农村常住人口为55162万人，占大陆常住人口总数的39.4%；但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只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6%，与农村人口规模及应有的市场规模严重悖离。

第九，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制约了消费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6523元。其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80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7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03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30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76401元，收入差距明显。根据2016年以来各组别之间的可支配收入数据看，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及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相对较慢，而中等偏上收入组与高收入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且各组别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会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

第十，刺激消费的措施缺乏灵活性。中国十几年前就提出要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收效一直不大。2018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2018年12月，国家实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2019年2月，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提出六个方面24项具体促进消费的措施。但2019年消费贡献率却是下降的，远远没有达到2019年初机构预测的80%的贡献率。历史的教训与事实说明，国家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效应越来越差。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级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手段都相对传统，缺乏灵活性。

提升民众消费意愿促进消费的建议

居民消费能力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和支出预期等因素，要提升居民即期消费能力，需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健全社会保障等机制。

首先，完善民生保障机制。政府要加大在教育、医疗与养老方面的投入，改善社会福利，让居民免除消费的后顾之忧，敢于放心大胆地消费；同时，要调整政策，提升消费促进政策的效率，着重将消费者向高质量、个性化、创新型的产品和服务上引导，避免低层次同质化的重复消费。

其次，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力度。政府要推进编制改革，精减行政机构，强化预算管理，压缩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节省财务费用；进一步减免企业税费，降低社会生产与产品成本，通过税收减免降低产品及服务成本，最终向消费者让利，促进消费；推进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让民众有能力消费。

第三，推进农村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政府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改革，通过土地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部分地区可考虑推进农村宅基地入市出售，农户部分承包土地经营权转售等；根据自然条件探索农村土地及生产运营的合理模式，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的增长，让农民有钱消费，激活农村市场。

第四，个税折成消费券，拉动消费快速逆转。全国统一部署，地方因地制宜，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推动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增加供给，并带动收入增加。消费回补政策的着力点集中于安全推动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消费潜力释放政策则应从耐用消费品促进方面入手，汽车行业政策尽快由限制购买向限制使用转变。

第五，开展休假制度改革。政府应落实错峰休假，避免黄金周出现消费堵塞，通过旅游消费带动其它领域消费。国有景区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不同区域居民有序免费，通过景区门票免费带动其它领域的消费，同时做好精准服务，防止景区游客扎堆。我们要通过免门票激活旅游产业链，实现整个旅游产业链利益最大化。

第六，控制居民杠杆水平过快增长。缓解居民债务压力，才能释放消费增长潜力。关键要控制住房地产市场，不能让更多的资源耗费在房地产上，要降低房地产的金融属性。

第七，促进开放、增加进口。政府应降低消费品进口关税，继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把境外消费留在国内；降低零部件进口关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给消费者让利。同时，通过更大范围的开放，吸引海外游客到中国境内消费。

第八，注重数字经济带来的新消费空间。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产业支持政策，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上支持传统行业与信息技术更快更好的结合，促进传统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国家应对数字经济领域加大改革力度，比如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5G技术及应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释放消费能力。这些不仅顺应民生需要，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第九，提升服务消费的占比促进消费升级。国家出台的政策可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短期方面。可以刺激体育、娱乐和旅游等行业。二是中长期方面。主要是文化、健康、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是重大的改革问题，很难用简单的措施破解。当前，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对于典型模式的推广。

第十，优化消费环境。政府层面要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市场监管；加强维权宣传，增强消费者维权能力；强化行业自律，提升服务质量；重拳治理虚拟购物，净化网络环境；严厉打击虚假广告，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等举措，着力优化消费环境，降低与境外消费环境的差距。给中产上层更多的消费安全感，将消费留在国内。
　
（感谢建业集团、物美集团、正泰集团、宽带资本、君智战略咨询、波司登、赛麟汽车对调研的支持，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