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层面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总之，遇到了许多以前没遇到过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面临新的国际挑战，其中主要是中美博弈，美国领导其盟国遏制中国。我有一个简单判断，从中美脱钩到“去风险”的概念，并不是美方选择与中国进行冲突降温。美国试图拉拢其盟国结成反华同盟，但由于那些国家与中国有广泛的利益关联，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节奏走，因此美国接受了欧盟提出的“去风险”理念，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格局。从脱钩到“去风险”，能否算是美国的让步？我认为未必，因为“去风险”的实质仍然是脱钩。当前这种格局，可以说是一种新冷战。

“去风险”框架可以容纳很多内容，以前我们以为只关乎高科技、国防工业，现在看什么都可以包含，连新能源电池都有。可能这将是中美关系的长期格局，也不会随美国今年11月的选举而改变。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过去依靠出口，依赖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正在调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美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不仅不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连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占比都在下降。

也有人认为，现在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可能变成墨西哥，或是东盟，而中国向墨西哥和东盟出口正在增加，因此卖给美国的仍是中国货。这只是一个过渡现象，最终的产业链调整迟早会到来。

从中国内部看，当前经济仍处于周期性的触底阶段。经济周期往往有四个阶段（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复苏的前一个阶段，即萧条阶段。按萧条理论推断，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还是比较多。

如何判断萧条是否结束？我认为价格是一个关键信号。价格的底部就是经济的底部，价格的反弹才是经济的反弹，如果资产价格继续下行，CPI、PPI依然低迷，那么很难说经济步入了复苏上升通道。目前，中国的CPI 总体为0%左右，PPI持续为负，民间投资持续的低迷，并且出现了价格战、内卷，通缩现象十分明显。当前，内需偏弱已经对生产和投资形成制约，此外企业利润率和资金周转速度在下降，应收账款在增加。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居民资产负债表在萎缩。近年来，居民负债率快速上升。2007年时，中国居民负债与GDP的比值是18%，而2023年达到69%，现在已经超过70%，在全球范围而言都算是很高的，大体接近美国，远高于欧洲和日本。其中关键在于，这些居民的负债资产主要是房地产，特别是2017年后买房的低中产阶级，很可能首付已经跌没了，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对中国经济而言也是不利的，因为这一批人是未来消费的主力。从宏观层面而言，现在问题不是资金少了，而是资金出不了金融体系，导致投资低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首先，要努力做好国内市场，即便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也不能躺平。过去40多年，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经历了多次危机，而中国尚未经历类似2008年西方面临的大危机。我们现在的积累，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都足以应对一次危机，甚至是一次大危机，应该保持信心，不应消极应对。我们应该看到，那些国家被危机冲击过后依然能站在潮头。

要解决当前的挑战，就要注意改善企业家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恢复信心是第一位，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理和遏制社会思潮中的左倾思想，它们对营商环境、企业家信心的打击很大。

其次，中国企业家要积极出海。出海是宏观经济的必然选择。日本曾经历过“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经济依然能够平稳地运行，日本民众的心态比较平和，与1980年代日本企业积极布局出海有很大关系。

中国还要化风险为机遇。例如，美国的政策和离岸外包试图改变供应链，对中国是一个冲击，但也提供了机会，让中国企业、中国供应链跟着出海，找到新市场。如果中国企业此时不出海，最终就会脱钩。因此，国家应该积极支持企业出海，企业家自身也要努力，扩大海外市场，积累海外资产，建立海外供应链反哺国内市场。

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我们面对的形势是确定的，经济周期及其发展趋势是确定的，中美关系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反而是企业家自己。企业家不能躺平，躺平就没有企业家了，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如果坐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只能不断往前走。

从2023年开始，我在跟学生讲课时就常引用一句文学名言，罗曼·罗兰说：“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在今天也很适用。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