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新质生产力谈一点我的理解。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大致由三个“新”构成：

第一个新是“新制造”。“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的医药、新的制造装备和新的信息技术五个领域，但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就不能只是普通的科技进步，也不只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

所谓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必须要至少满足以下五个要素中的一项：

一是新的科学发现。它是指从0到1、从无到有，对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大大拓宽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

二是新的制造技术。它指的是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技术路线，却能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材料、能源等等。

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中的一体化压铸成型技术，让新车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等等。

四是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中，除了这些传统要素外，还会有“数据”这一新要素。新的要素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产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

五是新的产品和用途。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身时代能够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近几十年的“四大件”是家电、手机、汽车等等，未来的“四大件”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式VR/AR设备、柔性显示、3D打印设备和智能汽车等等。回到当下，我们发展新制造，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如今，我们看到全世界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很快，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推进科技进步，一批颠覆性的产品和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

第二个新是“新服务”。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新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服务的重点在于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对全球产业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前，服务业在世界经济版图里有三个特征：

一是在各种高端装备里，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该装备或是该终端50%—60%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机有一千多个零部件，这些硬件形成的附加值占产品价值比例约为45%，其余55%是操作系统、各种应用软件、各种芯片的设计专利等服务。这些服务看不见、摸不着，但代表手机55%的价值所在。其他如核磁共振，或是各种高端装备、终端都大致有这样的特征。

二是世界的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三十年前，服务贸易大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该比例现已达到了30%，将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后者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在扩张。

三是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GDP的总量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说，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似乎有些“脱实就虚”，其中是不是有泡沫？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80%的服务业里，有70%是生产性服务业，70%×80%=56%。换句话说，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里面将近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欧盟27个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78%，其中又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欧盟GDP的39%是生产性服务业，美国生产性服务占GDP的5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G20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大体在40%—50%之间。

对比之下，这三个服务的指标，恰恰是当前我国生产力的短板。在我国2022年的GDP构成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7%，服务业增加值是52.8%，但这52.8%里，有2/3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不到1/3。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17%—18%，与欧洲（40%）、美国（50%）相比差距较大。换言之，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提上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和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和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和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济代理服务共十大类。这十个板块与制造业是强相关的，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性的附加值都是由它作为代表，如果发展不到位，制造产品就不会高端化。

目前，我国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不高的根源就在于此。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在30%左右，2023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仅有12%。2023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是2.85万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出口。我们有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服务贸易进口，但进口的基本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可惜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大多不是中国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而是外国服务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的输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要培育新质生产力，就要使生产性服务业占到中国服务业的50%，生产性服务业则要力争达到30%。如果服务业能占到GDP的60%，而在这60%里，能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在GDP板块中，生产性服务业就能占到GDP的30%。尽管还达不到欧洲（40%）、美国（50%）的比例，但该比例能由现在不到20%增加到30%，增加的这10个百分点，对应现在120多万亿的GDP来说，就是12万亿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现在的12%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能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这是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方向。一旦生产性服务业上去了，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也会提升。

第三个新是“新业态”。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推力：

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新的业态，是世界潮流。我们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换言之，我们的市场体制必须从规则、制度、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为此，2023年1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则，国务院的这些措施正是这个改革的内在目标所在。

第二个关键推力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形成产业互联网。现在消费互联网做得风生水起，而产业互联网基本才刚刚开始。产业互联网不仅是国内产业的互联网，还包括国际国内的产业互联网。这种产业互联网有两种：

一种是一个大型制造企业，从设计、市场、信息、销售信息到开发、制造、物流的一体化数字系统。如同90年代讲SaaS、2000年以后讲ERP一样，这是一个企业制造业的工业自动化，是一个从市场到销售到设计的自动化产业互联网系统。

但是市场正在发展的是另一种产业互联网，这种产业互联网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各种终端，将触角伸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在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企业，几千家的制造业企业及上万家各种原材料供应商。在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全面贯通，依托这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快打慢。

现在中国有一批这样的产业互联网。这样的平台放在哪座城市，哪座城市就会因此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销售值，同时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金融结算，还会带来物流和其他各种服务，使之变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所以，谁能掌控未来产业互联网全球的平台，谁就是未来的“三中心”。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三者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

我国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希望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新的增长极。

（黄奇帆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重庆市原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