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再次来到亚布力和大家做分享，去年我分享的内容关于“改革”，今年我们讲一讲“开放”。我重点讲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化再次加速，外部有重要变化，开放会有新机遇。

疫情几年间，大家都说全球化在萎缩和后退，如果我们真是面对一个不断收缩的外部空间，努力起来可能会事倍功半。但疫情之后，全球化正加速发展，国内对此的关注度很不够。事实上，疫情之后，从投资、贸易、技术的交流等方面，全球化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高点，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引擎，它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下一步发展的新动能和新机遇。

近期，中央多次强调高水平开放，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央从2020年3月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之后，自2022年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就非常强调对“开放”的提法。

比如，2023年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专门强调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在当时场景下，这种提法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年底中美两国领导人在美国会晤时，确实都在努力创造有利于中美双方交流的外部环境，习近平主席有非常多的重要讲话，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来看一些数字，面对“全球化”这么大的一个场景问题，大家褒贬不一，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宏观数据。

从上左图可知，疫后时期，全球贸易增长快于全球GDP增长，蓝色线条代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增长，黄色线条代表GDP的增长。我们看到，在2020年时，确实全球贸易比GDP跌得要深，所以那时讲全球化或是全球合作，就成了掣肘我们增长的一个因素。但是从2021年开始，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就快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上右图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202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52.01%，成为过去24年来的最低点，的确是在萎缩，可以说全球化碰到挫折。但疫后恢复非常迅速，2022年，相应比重就涨到了60.74%。不要小瞧这个比重，这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历史最高点，此前的最高点是2008年的60.38%，因此国际贸易是经济复苏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领因素。

了解完贸易情况，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下图是世界Top100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显示了跨国公司的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分布。

有三个指标：一是海外资产的比例，二是海外销售的比例，三是海外雇员的比例。三者加起来就是它的跨国指数。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的跨国指数跌到了60.5，达到了过去20年的最低点。在疫后这几年，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指数继续提升。2022年又回到了61.7，我们预测了下，2023年的跨国指数比重大致会再上升一个百分点，基本上回到疫情前全球产业分工合作的局面。

以上数据可以表明 “全球化向前发展”的这一基本判断。一定要看到这个趋势，不能再用“停滞”或“后退”来描述外部环境，疫后全球化进程再次加速。无论是贸易合作还是产业合作，都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格局。不要以为我们感受到的不利局面就是全球化基本面的映射，并由此做出一些重要决策或选项，这会丧失许多重要机遇。

第二，为什么我们感觉国际合作有许多不利和挑战？

无论是国家、产业还是企业，在开放中都会感受到一些重要变化，无论是国外企业还是政府，打交道、谈合作都有更多或明或暗的阻力。对这种现象要全面正确理解。我们看下面这张图。

首先，我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最左边这组图就是早期的分工关系，我们和跨国公司是垂直分工，它们做的高端产业我们不做，我们做的中低端产业它们不做，各自做自身有优势的产业，相互交换以后对彼此都有利，这时是一个互惠合作、相互加持的关系。中间这组图是近期的分工关系，我们与跨国公司的分工格局发生了快速变化。在很多产业上，我们和跨国公司是同水平竞争，即所谓的“水平型分工关系”。此时，跨国公司既看到中国有产业链竞争力的优势，又非常担忧我们与其竞争，彼此都移出了此前那种合作的舒适区。这时相互关系就变为竞争性合作，因此跨国公司的态度就变得非常“两面”，一方面谈合作，另一方面想打压。这并不是与个别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状况，而是一种普遍状态。右侧的图表明，我们与主要合作伙伴之间水平型分工的产业在快速增加。因此，这种相互竞争中的合作，外部环境的“两面性”将是一种“新常态”，这并不是我们碰到的独特问题，此前各个成长快的经济体都在这个阶段碰到过这种变化，只不过我们体量要大得多，对国际竞争整体格局的影响更明显，因此我们的感受更明显。

看到上面这张图，就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别以为国家之间关系好转之后，我们与跨国公司和外资的关系就会回到以前那种相互加持、相互合作友好的局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将是“新常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是未来开放的“新格局”。这么说也是希望大家能正确看待这种变化，不要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态从而期待回归常态，也不要将问题过于复杂化，认为事事都是“阴谋论”或者政治层面的敌意导致的。这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后的重要变化。

当然，国际环境不稳定的因素多，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全球经济再平衡尚需时日。总的来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还是会受到波折，但外部很多国家也在蓬勃发展。困难和挑战谁都有，最后还是要看增长的结果如何。在这种国家之间竞争更加激烈的局面下，我们更需要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支撑经济可持续的稳定增长，这是国家利益所在，老百姓利益所在，要以最大努力突破种种不利，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实现高质量的稳定发展。

除了上述发展阶段问题，我们还要考虑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这方面的环境不利，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约束，这也是一个长期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地位受到挑战的一方，对未来的担忧、不确定甚至未知的感觉也是很真切的，当这种压力很大时，失智失理等言行就会出现。对这种变化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中既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观之争，总是充满变数和不可控因素，争斗、调整与妥协时常发生。我们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首要就是利用内部外部各种机遇，做好自己的事情。

现在，一些跨国公司从中国离开，或者到海外再投资建厂并转移部分订单，这是一个可以预期和解释的趋势。早在2004年，我本人已经提到过这种调整情况的来临。跨国公司来到中国发展，早期无对手，但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和我们头部企业竞争非常不容易，在这种情形下，进行全球布局调整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从9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家电行业、通讯设备行业、汽车行业、工程机械行业、计算机行业，直到近十年的LED面板、电子商务行业等跨国公司陆续从中国离开。基本面还是竞争力对比问题，不要总以为跨国公司离开了就是我们做得不好。现在很多国内企业都是世界领先，如果跨国公司无法带来非常好的技术或国外市场，企业自身会比较和筛选。当然，我们的营商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的改善还有很大的余地。我们对自己要保持信心，也要对自身优点和不足做一个客观评价，不断完善我们的投资环境。

虽然全球化的复杂格局有很多限制因素，但是“竞争力为王”依然存在。举个例子，中美贸易面临很多困难，虽然按双边直接贸易额统计的数字在下降，但国际组织和许多专家的研究都表明，“绕道”方式、“借道”方式和“中间品投入”方式等，都继续维系着间接但高密度的中美贸易格局。以墨西哥为例，过去两年，中国和墨西哥的出口贸易增长非常快，而美国和墨西哥进出口贸易增长也很快。

同时，国际军事政治格局也带来跨国公司的担忧和行为变化，但比较多的是在中国之外再建一个厂或一条线，叫做“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筐里”，而不是从中国市场彻底退出。看到彻底退出的跨国公司，还是要考虑下是否有多种因素使其退出的。

第三，在自立自强的大战略下，我们是否还应该坚持全球科技合作？

长期以来，一说国际科技合作，我们想到的就是用市场换技术，但是中国这个时代变了，技术与市场的关系有多种组合。下面表中列举了“市场换技术”“技术换市场”“技术换技术”三种组合。

首先，我们“用市场换技术”的空间仍然很大，现在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不拿全球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的市场上根本无法竞争。

第二，“以技术换市场”在快速发展，很多企业现在出去，是拿技术入股到海外去拿他们的市场和资金。2023年2月，宁德时代宣布与福特汽车合作，在密歇根州马歇尔建立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厂，生产新型磷酸铁锂电池。在这次合作中，福特承担投资建厂费用，宁德时代提供专利许可、技术与服务支持。7月，宁德时代的电池工厂遭到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调查，该工厂的建设被迫叫停，12月，福特宣布重启与宁德时代合作的密歇根州电动车电池工厂计划，并计划于2026年投产。我们现在海外投资企业，多数都有产品或技术竞争力，是典型的以技术换市场。现在我们所谓“出口新的几大件”，出口受到阻碍时，到海外投资本质都是以技术换市场。

第三，我们“用技术换技术”的筹码也日益增多。我们现在进入全球分工链中，企业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尖端的技术，但一定是最前沿产业全链条中间的一段链条，那么，我们以自己的技术换取与其他国家产业的匹配，在一条最高端的产业链上做全球分工。

由于“技术换市场”和“技术换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在全球资金流动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快速的变化，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吸引外资和海外投资数量基本相同。我们在全球科技合作中的多元化匹配的能力正在形成。自由化便利化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对我们也更加重要。

最后，谈一下如何处理“开放和全球化”与“自立自强”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总讲，国内产业链很齐全，应对外部问题就是自己做完整产业链条。但这真的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么？在国内产业水平持续提升的状况下，我们全球分工将面临一个重要选择：在产品与技术完全能由国内完成的情况下，如何抉择？需要将全球技术分工改为“技术进口替代”吗？在当今科技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格局下，“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最优选项，这种全能产业结构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等诸多利益。

自主创新和技术分工要统筹考虑稳定、安全和效率，当下我们也面临特殊的不利方面。一方面，我们想要的尖端技术往往属于寡头甚至垄断性质的技术市场，持有方拥有较强的控制力。这与以往我国引进的技术存在“竞争性市场”的状况不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障碍，遭受不合理打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有些技术领域已经不可能引进。因此，要在一些“卡脖子”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集中攻关，要向自主创新和安全的方向迈进一大步，要更多强调自立自强，这也是我们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但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存在，更多地利用外国技术就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此外，我们的自主创新水平越高，“用技术换技术”，才能到更高的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在复杂环境下，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平衡关系的理念和能力。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需要政策支撑，更需要改革开放作为新动能。全球化再次加速，外部环境提供多种机遇，面对那些企图把我们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想把我们“推下车”的挑战，我们绝不能自己“跳车”。一定要多措并举，克服障碍，抓住新机遇，努力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并不断提升水平，继续以开放赋能发展和促进改革。

（江小涓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