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霞：当前供给侧最迫切需要改革的是什么？

王梓木：关于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是提高有效供给。需求是由供给创造的，有效供给才能使有效需求变成现实需求。所以，企业家要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第二是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占本国GDP的27%，美国居民收入占本国GDP的51%，欧洲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本国GDP的40%左右。这说明经济下滑，百姓收入下降，是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而扩大内需，首先就要解决居民的收入问题。

第三，国家要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防止金融机构面临困境。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给普通民众发放了5万亿美元，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美国老百姓将手里花不完的钱存在银行，银行拿这些存款购买国债，结果美联储加息使国债下跌，老百姓都去银行提取存款，出现“挤兑潮”，造成银行资金流动性不足，不得不卖掉债券、资产，由于净资产受到损失，银行慢慢资不抵债，就破产了。

近期硅谷银行出现破产事件，大家都归因于美联储宏观调控不力，因为加息不仅使老百姓倒钱，而且使银行购买的国债价值下跌，造成银行资不抵债。企业很难把握宏观情况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供给侧改革要将重点放在提高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上。

毛振华：我先讲讲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都是为供给侧服务的，即研究怎么提高产出。随着社会由短缺经济转化为过剩经济，“凯恩斯革命”提出要扩大内需，用需求自动创造供给，真正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的序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外市场萎缩，中国出口受阻，很多学者提出扩大内需，从供给入手的是少数派，最后中央采纳了少数派意见，从而出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目前看来，我们需要“补课”。经济出现问题时，我们不仅要抓供给，更要抓需求。现在“出口、投资、消费”这三大需求都出了问题。

首先是出口。2021年，我国的防疫政策使中国的产业链、生产链得到完整保护，创造了新的出口高峰，但随着2022年疫情的反复，西方改变了供应链体系，很多企业不再从中国进口。去年四季度和今年1—2月份，我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出口形势，且未来形势也不容乐观。

第二是投资。从2008年起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注资，投资效率却很低。一方面，贷款增加导致货币供应增加、货币超发，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另一方面，虽然项目投了很多钱，但很多是低效投资，有的还是“半拉子工程”，资本形成率较低。

第三是消费。在我国消费结构中，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大多是生活刚需，更容易受到经济动荡的冲击。所以如何提振消费，就涉及到国家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间的分配矛盾。在分配过程中，如果提高劳动者的报酬，就要挤占分配给政府和企业的金额。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比例较高，这个比例不可能降低，如果降低企业的分配比例，企业就不愿意组织生产。因此，改革是一个长期行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扩大内需，更加重要。

王小鲁：首先供给侧改革关键要解决好市场资源配置和企业公平竞争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三十七年的高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市场竞争，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现在之所以出现结构失衡、效率下降、产能过剩、过高债务等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因为市场资源配置受到了干扰。所以，我认为少数领域需要政府决定资源配置，大多数领域应该由市场决定。

其次，不同的企业应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让有效率的企业快速发展，没有效率的企业被市场淘汰。如果企业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起点和竞争条件，就会妨碍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现在讲“两个毫不动摇”非常有必要，但需要将这些政策贯彻落实到每一件事情上。

李伏安：从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角度来说，银行作为金融杠杆资源的主要配置机构，在市场上通过融资配置资源的占比相当大。中国经济发展早期供给不足，银行的杠杆作用对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很大；而当供给侧基本饱和、接近饱和甚至超饱和时，银行的杠杆作用又对需求侧产生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需要同时着眼于供给侧和需求侧。

那么，银行怎么与提高和改善供给、扩大需求相结合，我认为有四点：

第一，保持金融杠杆的平衡和稳定，不能过快加大或收缩杠杆，要贴近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生产和需求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党的十九大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降杠杆，我认为方向是必要的，但在操作层面上，要结合近几年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综合考量杠杆调整的速度、力度、节奏，让企业不至于受到生存或流动性压力。

第二，调整供给侧结构，要与政府的政策导向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政府规定市场自然流向的高低，一定会产生很多套利交易，从而扰乱市场信号。所以，想要在金融系统中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要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积极调整供给侧结构。

第三，对于绿色金融，政府应在符合其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在市场机制之外对它给予资源配置。

第四，针对未来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银行要发挥好金融杠杆的调节作用。防止因过度炒作和不当利用金融杠杆而破坏市场秩序，影响正常消费，同时考虑好如何将居民的潜在购买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董伟俊：首先，供给侧改革应该先聚焦振兴实体经济，重点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2015年，我国提出要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把它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主线，2018年又在原先“三去一降一补”的基础上，增加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经过多年实践，我认为工作重点还是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失衡问题，防止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避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泡沫。其次，注重经济运行的畅通。无论是我国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供给和需求侧的动态平衡，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循环畅通。

贾梦霞：当前，中国内需面临哪些卡点、堵点？

毛振华：内需的问题要注意两点，一是需求总和，二是需求结构。

从需求总和看，三年疫情叠加经济调整期，使得很多居民的收入下降，对未来的预期减弱，所以提高消费需求，不仅是拉动居民从储蓄向消费转化，也包含利用金融工具释放居民未来的消费能力。

从需求结构看，调整需求结构的当务之急是改善民生，使中小企业的供给得到需求的有效响应。当前，过去经济形势较好时所出现的惯例消费需求逐渐转向，比如原来大家一年换一个手机，现在只要觉得手机还能用就不买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汽车和住房上。从结果看，大宗消费和底层消费都紧缩了。怎么启动消费，核心是提高预期。在短缺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给企业发钱，让企业通过负债、扩大杠杆率获得生产的能力，而西方社会是从消费端发力，给个人借款。给个人借款是扩大消费需求，给企业借款是扩大供给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仅要注重供给侧的精准滴灌，更要注重消费需求侧的浸透式漫灌。这是当务之急。

王小鲁：在我看来，内需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消费不足。对比上世纪80、90年代，现在消费率降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消费率只有50%多。大家一直有一个误区，认为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拉动，但是不断地刺激投资会形成产能过剩。增长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黄金资本形成率”，指的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资本形成率需要保持非常合理的水平，过低或过高都不好，资本形成率过高同样妨碍经济增长。一方面，这几年我国在不断地刺激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后形成产能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原因是居民消费不足，所以当前的关键是要将消费率恢复到相对合理的位置，保持合理的投资消费比例，而不是认为投资越多越好。

李伏安：我国需求出现卡点是因为居民消费动力不足和消费能力下降。中国消费动力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住房需求为例，60、70年代的人因为赶上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个人可以买房还可以按揭贷款，所以这代人大都有两套房，现在大部分80、90后结婚时没房，以及还有些人为改善居住条件需要重新买房，这都属于刚需，要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出现了更多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他们的住房需求和二十年前又不一样，体现的问题不是需求的卡点和堵点，而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那么怎么在新老龄化年代创造新的需求？泰康创办的养老社区给我们做了示范。但现在社会缺少对这种供给的见识和体验，就像岛上长时间光脚的人不知道穿鞋的好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加大供给的推广和体验，加快不同需求的实现，弄清楚中国需求哪些方面有问题，采取相应的需求政策增加金融供给，提高人群的消费能力。

董伟俊：要疏通需求的堵点、卡点，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产业安全存在隐患，关键技术领域被“卡脖子”。资料显示，我国30.8%的制造产业对外依存度高，比如高端芯片、光刻机等。中国高铁的很多零部件也依然依赖外部市场，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战略型新兴产业中急需的需求。

第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黑龙江有78家高等院校，266个科研院所，每年科技成果的产出大约1500项，但很少能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所以，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潜力和空间依然很大。

第三，物流成本高。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就能节约7500亿元。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15%，严重影响经济循环畅通，下一步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贾梦霞：供给侧创新如何引领需求侧，企业家精神在这方面是如何体现的？

王梓木：企业家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提供新的产品服务满足需求变化，解决更大范围的社会问题。企业家的历史责任就是不停地创造，走在时代前面，把握科技进步的脉搏，在自己的领域里深耕细作。疫情期间华泰保险推出来的新冠保险就是创新。

毛振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带来新的产品，推动社会的经济变革，比如手机、汽车的发明和迭代。在这些领域，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往往能带来重要突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但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社会责任、社会公平也存在纠葛，比如大健康领域，医疗本身是一个社会福利事业，但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些企业通过创新和良好的商业模式又被给予了很好的市场回报，所以在研究经济学后提出的办法是激励企业家，同时创造一种机制规范企业家的行为。

古代遭遇一场大疫后统治者会实行轻徭薄役的政策与民休息，目的是让老百姓积累消费能力。现在，政府应把大规模投资的步伐稍微停一停，让企业家和市场发挥作用，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使整个经济体系积累能量，再焕发精神，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王梓木：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不需要外力刺激。企业家有自己的追求，往浅层次上讲，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往深层次上讲，是向往平等和自由。企业是企业家的自由王国，在企业范围内，企业家的自由度相对较高，所以愿意把企业做大，这不用激励，所以大家不要低估企业家精神。

真正难得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就是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价值时，有没有达到内心的自在境界，只有自在，才能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财富、提供社会产品、给广大员工造福。

王小鲁：中国存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失衡。供给侧失衡主要解决市场配置资源以及公平竞争的问题，2016—2022年，非国有企业占比从80%降至73%，民营企业依然数量众多，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主要份额，如果企业家丧失了信心或在经营中觉得困难重重，无法施展拳脚，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就会面临重大阻碍。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靠企业家精神，还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制度环境，让市场健康地发挥作用，同时，政府的行政干预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在规范的法律体系下对市场进行监管、管理。不管是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都要按照市场规则行事。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企业公平、合理地竞争，维护市场健康运行。

需求侧方面，问题突出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最近两年因为市场不景气，民企不投资了，于是国企和政府代替民企投资，我认为不对。在大多数领域，政府投资不能代替企业投资，也不能代替消费，短期内用投资代替消费可以拉动经济，时间久了结构会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增长乏力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在我看来，解决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政府需要把主要的支出方向转向改善民生，而不是一味地扩大政府投资。做好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的全覆盖，让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李伏安：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的报告以及今年“两会”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从监管环境还是政府治理，都要鼓励更多的企业进行多样化的创新，解决和满足现实需要。

同样，金融服务领域也在创造需求，第一，怎样更好地配置居民的财富和生活享受，需要金融供给侧的创新，同时需要监管部门和政策部门为创新提供良好环境。第二，大家不要做一样的产品，按照同一个模式标杆进行比较，这样永远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董伟俊：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现在变得更加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受疫情影响，这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增幅放缓，预期下降。老百姓表现出不敢花钱、不愿花钱的状态。

在疫情冲击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国储蓄率却越来越高，2022年居民储蓄增加了17.48万亿元，这说明需求实际还是存在，但是供给结构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优化。

说到企业家精神，这次全国两会也表明了对实施“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决态度、鲜明立场，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怎么解决“敢”的问题？我认为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落实，真正让不同所有制感受到自身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题。政府应该一视同仁，创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让企业家轻装上阵，打破所有制的界限。

企业家如何才能得到法律保护，真正在权益和成长上实现习总书记提到的“两个健康”？关键要靠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建设。只有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真正释放出治理的效能。

王梓木 华泰保险创始人，社会企业家联盟联席主席

董伟俊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

贾梦霞 资深媒体人、《聊一波》节目主理人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李伏安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