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超：目前国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减弱，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让宏观调控政策有效缓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王小鲁先生怎么看？

王小鲁：围绕经济复苏与滞胀陷阱，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点是今年的经济形势。今年以来疫情多发，消费低迷，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生活都难以恢复正常。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1-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总额增长了39.7%，实际上亏损增长幅度远大于利润增长幅度。1-4月份工业利润增长主要来自煤炭、石油等领域，而这些产品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价格大幅度上涨。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会给中下游企业造成沉重的成本负担。因此，整个制造业利润是下降的，亏损是上升的。

其他1-4月份的数据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经济状态。1-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做了价格平减以后下降了1.6%，这表示消费处在负增长状态。

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按现价计算增长了6.8%。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生产资料的价格会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指数，同期，生产资料的出厂价格指数为11.0%，是一个很高的价格上涨幅度。因此，在扣除了价格变化以后，固定资产投资也应当是负增长。

1-4月份CPI（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了1.4%，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升了8.5%。从工业品价格来看，已经处在高通胀的状态。而且这个高通胀预计会继续向CPI传导。

只有正确判断经济形势才能有正确的对策。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防止滞胀，而是如何走出滞胀，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救经济、控通胀。

第二点是关于稳经济的各项宏观政策。首先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当前企业面临市场萎缩，生产受阻的困境，企业经营无法恢复正常状态，自然不敢冒然贷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放松货币供应，恐怕会进一步扩大金融泡沫和结构失衡，同时还会继续推高价格，加剧滞胀，所以我认为财政政策要先于货币政策。

其次是财政政策怎么办。在过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靠政府投资，但目前我认为不宜继续扩大政府投资，而是先要为企业减负，救济失业，改善民生，启动消费。

最后是当前财政政策的两个重点——企业解困和进行失业救济。我认为失业保险要扩大保障范围并且简化手续，做到应保尽保，对于没有参保的失业者，财政应当发放失业救济。同时，应当考虑将倒闭停业的小微企业也纳入紧急失业救助的范围。

第三点是防疫政策与经济复苏的关系。2020年，中国针对疫情实行严格防控，取得明显效果，并领先于世界各国恢复了经济。但面对当前奥密克戎“高传染率、低重症率、低死亡率”的特点，防疫政策和措施也应当灵活应对。各地的政策需要精准有效，要避免形式主义和一刀切。人们说疫情是危害，但经济垮了是更大的危害，建议对各地的防疫措施进行评估，把防疫带来的次生灾害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于超：王小鲁先生表示救经济、控通胀是当务之急。那么陈雳先生认为该如何走出滞胀？

陈雳：经济滞胀问题不可避免，我们应该考虑如何让它的影响变到最小。从宏观调控角度看，除了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一个影响经济更核心的政策——产业政策。

在全球性输入通胀的情况下，原油价格、煤炭价格、矿石价格等全部都处于高位，如果想让通胀后面的滞胀情况缩短，就需要优化产业政策，尤其要优化上游端的一些问题。此外，还要解决“堵”的问题，我们要为企业开辟一些绿色通道，让企业回归正常生产，先打通堵点进一步地发力，再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精准发力。

对于企业来说，仅靠补贴企业不一定能过难关，核心还是要帮助企业具备造血功能。这是一盘大棋，要结合时代特征来规划。如果只靠传统基建肯定难以为继，“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新老基建”这三个点是托底中国的核心引擎所在。此外，在货币财政政策以及对科技领域的创新上要进行更多的投入，这比重复的基建投资更有效，也更长远。

目前不管是出口、投资还是消费，都面临着一些压力。如果从国家战略层面思考，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粮食安全这个领域的市场大有可为；二是刺激消费。需要强调的是，简单地发消费券并不能很好地刺激消费，其实只要让市场有活力，让老百姓和企业更好，很多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于超：陈雳先生的发言，总结下来就是要对现在当下的经济环境对症下药。贾康先生，您认为面对三重压力，中国经济要怎么抗压？

贾康：现在要把短期应采取的措施，和中长期要寻求的高质量发展所必须要掌握的要领结合在一起。短期显然要坚决贯彻202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2年两会、2022年4月29日政治局会议，以及新近的国务院紧急动员部署稳经济大盘的“10万人大会”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排除干扰，聚精会神抓住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在这个大的思路和原则下，尽快落实33项政策组合，特别是要权衡好抗疫和复工复产、整个经济大盘之间的关系，积极优化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清零”要领。

从短期衔接中长期，要着重关注滞胀问题。千万不要以为等到经济运行没有增长了，才叫“滞”，经济运行跌破了合理区间的下线，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滞”，会影响整个现代化战略的推行；而在社会维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一般认为4%的物价上升水平超出以后的状态，就是中国式的“胀”。要想让中国经济上升到合理区间，必须增加流动性，要给经济增温；而要想控制物价，对老百姓有交代，维护社会基本的和谐稳定，必须抽紧银根。

要防治中国式滞胀，除了创新，没有别的途径。一方面，稳大盘要多管齐下，通过有效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带动老百姓收入增长并且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还要运用如发放消费券等辅助措施。但更具有根本意义的解放生产力，我们还是要贯彻中央国务院4月上旬发出的，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文件指导精神。统一大市场绝对不是统一指挥企业行为，而是一视同仁、充分地尊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给他们提供创业创新的尽可能好的条件，才是统一大市场的真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创新冲破中国式滞胀的两难困境。

于超：接下来请毛振华先生谈谈中国该如何走出滞胀，以及如何调整宏观经济措施。

毛振华：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经济运行轨迹处于低谷，而是我们的信心处于低谷，尤其是企业家的信心。当前大家普遍感觉地方政府对经济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对企业家的信心有一些影响。我认为要救经济先要救信心。

一是需要改变绩效体系。大多数企业家更希望得到尊严和社会好感，企业家不等同于资本家，他们希望自己被认可为好的劳动者、努力的劳动者、有责任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对政府官员也要有绩效考核；二是要确保安全。去大企业打工和自己创业，究竟哪个更安全？通过比较，每个人都会理性地作出最安全的选择。所以，要在安全上有一个考量，给企业家创造一份安全感；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民营企业搞专精特新是必由之路，要下大力气支持他们逐步成长，最终发展成一批大型企业；四是人才问题。企业家的基础是人才，现在要让一部分人才具备创新创业精神，需要我们在人才考量、人才配置上有足够的措施。

疫情终将过去，俄乌战争终将过去，经济的行业性周期、价格周期也都将过去，但对中国未来信心的影响正在成为一个显形，甚至第一位的问题。我们要正确估量它，并且正确应对它。

于超：毛振华先生说了非常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强调了“信心”， 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即便在某些方面遇到了些问题，也会相当有韧性。姚洋先生怎么看？

姚洋：我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通过分析2021年年中以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原因来反思和检讨，如果不改正错误，就等于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不仅跳不动，还会摔跤。

一是防疫。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常态化防控疫情的办法，办法是有的，我们可以借鉴周边国家和地区做得好的经验。

二是房地产。现在，人们已经习惯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妖魔化”，经济稍微变好，这根弦儿就波动了，认为要压房地产行业一下，2021年的“三条红线”就导致很多房地产企业无法转动。其实房地产就是制造货币，对于中国而言，货币化进程就是原来不值钱的东西变值钱了，值钱后制造出货币。比如，原来一亩地一分钱不值，变成了住宅用地就值800万元，从而创造出了800万货币。现在有人认为房地产企业转不动是疫情造成的，但2020年中国也有疫情，那时房子卖得比现在火爆。其实，主要原因是大家的购房信心没有了。

所以，出台政策应该结合经验、谨慎考虑。我坚信中国经济本身没有问题，但我认为，经常犯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跌倒，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应该引起重视。

于超：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外的输入性通胀压力问题，曹远征先生如何看待今天的全球经济？国内经济应如何面对外部风险？

曹远征：全球经济正处于一种40年来未遇的滞胀局面，回望40年前，全球也处在滞胀之中，因此结合当时的经验讨论今天的滞胀非常有意义。

首先，这次滞胀与上次有何异同？相同之处在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同时产生并相互推进，有可能出现工资与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在需求拉动方面，40年前滞胀产生的原因在于凯恩斯政策的长期化，这次我们又看到，在疫情冲击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支持，这种极端刺激总需求的措施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滞胀面前，政策变成了两难抉择，是控物价还是保经济，从目前情况看，通胀上升如此之快，则控通胀成为优先事项，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工资和物价螺旋上升的局面。

不同之处在于，40年前是两个阵营，存在两个平行市场，滞胀不是在全球传递，而现在变成全球化行为。中国的表现特别明显，中国PPI的上涨主要来自于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各国在全球化链条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应对政策也就不同，于是表现为经济走势和政策的分化，形成与40年前截然不同的复杂局面。

其次，滞胀的后果如何？我们把现在的货币政策称之为“第三种货币政策”。第一种货币政策是在利息正常情况下，央行通过控制利率的高低来调节市场。第二种货币政策是在利率不正常情况下，央行通过资产负债表伸缩来调节经济。目前美联储开始利用第三种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2020年以来，在疫情冲击下，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不再扩张，拯救经济只能依靠财政支出的扩张，由此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共进退的局面，财政赤字大部分是由央行负担，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

目前由于通胀比较严重，货币政策收紧导致财政政策同样收紧，可能引出两种后果。第一，经济下行速度过快可能触发衰退；第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引发的风险。

最后，如何应对滞胀？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但目前俄乌冲突与此背离，加大了政策协调的难度，因此，各国加强对话，促进俄乌早日停战，维护世界和平，就成为构筑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根据40年前的经验，走出滞胀需要激发微观企业活力、放松管制、推动创新，这就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

于超：请黄海洲先生解读一下美联储加息背后的逻辑。

黄海洲：2020年3、4月份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美国股市有过四次熔断。为应对危机，2020年4月，美国推出超4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2021年拜登上台后，又推了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加起来一年内财政赤字高达6万亿美元，对应美国20万亿美元的GDP，一年之内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推高了30个百分点。美国利用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给居民和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补贴，同时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

货币和财政刺激推高了股价，可另一方面，这些刺激政策为未来通胀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如果新发货币能够推动GDP实现更高增长，推动经济效益提升，则未必会有通胀。但这一次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刺激总量的规模比以前大很多；另一方面是新发货币补贴居民并没有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没有带来GDP增长。

2021年5月，市场开始担心美国通胀上升，但美联储当时对此没有担忧，这里包含着深层次原因。1990年日本爆发危机后，经济呈现3个特征，零利率、零增长、零通胀。1990年，日本人均GDP是美国的140%，而今天不到美国的70%。所以维持美国经济适度增长或比较高的增长，防止美国经济得“日本病”，这才是美国经济重要的政策目标。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美联储的政策选择。美联储希望让通胀的子弹飞一飞，避免美国经济掉入“日本病”的陷阱。

有观点认为，美联储会一直把抗通胀的刹车踩到底，一直强烈加息到年底。如果是通胀高点尽快确立，然后通胀下行趋势也尽快确立，美联储可以边走边看，并不必要把刹车刹到底。新冠疫情以来，虽然物价、CPI、PPI上涨，但到现在才有一年的时间，还谈不上螺旋式上升。美联储如果把抗通胀的刹车刹死，美国有可能重新面临日本式的长期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的问题。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比较好的做法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希望在抗通胀的过程中，实现经济软着陆。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轻微滞胀，这种轻微的滞胀比通胀失控要好得多，也比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然后可能陷入“日本病”要好得多。如果美国通胀的高点确立，通胀趋势开始下行确立，经济增长企稳向上也确立，美国股市的此轮调整可能完成。虽然资本市场担心美国明年或后年出现衰退，但我们不应该忽视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

于超：请管清友先生针对当前中国经济情况分享他的观点。

管清友：我有三方面的认识。首先，我们可能要学会适应一个比较长周期的滞胀。有三点原因，一是全球化的逆转；二是持续的资本开支减少；三是双碳目标，特别是在国际上，碳中和已经成为主流，未来大宗商品价格长期来讲会处在比较高的水平。

其次，我们需要从国内宏观政策这个角度认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出现层层加码、合成谬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防疫，还是过去几年政策的纠偏，对于我们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通过观察今年5月份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坏的时候过去了。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4月份和5月份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显示，上海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北京要大得多。下半年3、4季度经济反弹应该还会持续，但是长期来看，我们要防止出现“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这种场景。总之，核心就是回归常识、释放活力，务实地继续推进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空间。

于超：管涛先生有什么观点？

管涛：今年4月份以来，中国政府稳增长的紧迫感进一步增强，一些政策靠前发力、施加压力，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今年5月份的外贸数据显示，货币信贷和社融数据都已经超预期，而且近期的市场预期又有所改善。我认为，下一步应该出台一些政策，改善企业和家庭的现金流，特别是增强他们的偿付能力，维护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财政部最新消息显示，截至6月9日，今年的退税额已达到1.55万亿元，这些资金变成了企业的现金流，改善了市场的流动性。但宽货币还没有转变为宽信用，因为疫情影响了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导致它们加杠杆的意愿不强，所以后期的增量政策应该在增强企业和家庭偿付能力方面谋划一些新的措施。

6月8日国常会议指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突出，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低于大家共识的潜在产出水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通胀表现相对较好。但我们不能忽略最近由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冲突造成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能源、粮食的保控稳价；另一方面，还要保持政策的克制。

从3月中旬以来，由于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快速调整，导致4月底出现了一拨急跌的行情，5月中旬跌破了6.80，最近一段时间在6.70附近反复振荡。这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力量的纠偏，未来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出现宽幅振荡的走势。接下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仍然多空交织，但大概在二季度或三四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应该会逐步抬高，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由于货币政策的超预期紧缩，它的经济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可能会逐步走低。

于超：面对当前经济环境，厉克奥博先生怎么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厉克奥博：经济危机确实会给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带来系统性的变化。此次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呈现负增长，上一轮这样的危机还是在大萧条之后。当时企业家和政府对市场有着宗教般的信仰，在美国有200万年轻人流浪的局面下，企业家灵魂人物亨利伏特认为，流浪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美国总统胡佛也认为危机是暂时的，但直到他离任情况都没有改善。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于是，大幅度集中中央权力、金融整顿、大搞基建，包括建立公会和社保，这些被当时很多人批评为社会主义的举措挽救了资本主义。这就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政府哲学的调整。尽管在这之后，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并且，很多人认为这是钟摆的反复摆动，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即政府规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里越来越大，而且越是发达经济体，政府规模越大。所以，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政府不仅是裁判员，还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会越来越难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研究政府激励机制，让政府与市场同向而行。

今年，中国针对汽车消费出台了大量刺激政策，大部分城市最愿意上马的就是汽车项目，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税源很重要。如果想拉动这个板块的消费，则一定要考虑政府的激励机制，通过改革把一部分未来增值税、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变成消费环节征收，同时，将汽车购置税分给地方政府一部分，这样地方政府一定会更加积极地推动汽车消费、改造路网、优化城市治理。在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更加认真地去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要激励好政府与市场同向发力。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陈雳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黄海洲  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股票业务部负责人

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厉克奥博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于超  亚布力论坛特邀主持人、新浪财经M+Lady成员、超金所Club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