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冲击下的衰退，走向恢复，在世界上的表现相当出色。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若干挑战，我想从几个方面与大家讨论。

第一，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1月—9月，各项指标月度增长虽已转正，但1—9月份累计消费品零售增长仍为-7.2%，这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疫情影响下，消费受到很大冲击，而且它的恢复不能马上进入常态，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可能面临更大一波疫情冲击。在我看来，2021年世界经济很可能仍处在衰退状态。中国1月—9月进出口总额仍为负增长（-1.8% ），虽然近几个月有所恢复，但未来前景似乎不乐观。

第三，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尚未根本纠正，资本形成率过高（43%）、消费率过低（55%）、债务杠杆率过高（280%以上）、效率偏低等问题仍然存在。

第四，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虽然在理论上取得了共识，但实践中往往出现不同情况，局部也存在走回头路的情况。

第五，政府和市场关系有待理顺，需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在市场失效领域，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法治环境等，政府作用有待改善。

第六，收入差距仍然过大。目前，我国有3亿人进入现代化，其人均年收入估计在2万美元；其余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不到2万元。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0.47，也对未来经济平衡发展产生影响。

第七，技术模仿多，前沿创新不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同时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激发企业创新研发动力。

未来经济形势展望及改革建议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前瞻，2020中国全年经济可能恢复2%左右的正增长，尤其最近几个月的恢复相当明显。但是，经济增长受到内外需求不振的制约。在我看来，“十四五”时期较大可能处在中低增长区间，也就是3%—5%之间。

基于现实情况，我认为未来政策不宜追求提高增长率，而应把重点放在调结构、促平衡、恢复市场动能上，通过改革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但亟待推进多领域改革，消除发展障碍。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需要改革和政策调整：

第一，建立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对国企、民企、外企等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对外、对内同等开放；保证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第二，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不宜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十四五”期间，建议在GDP增长率真实可靠的基础上，保证M2（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年增长率不超过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并设立降杠杆目标；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土地制度等各方面改革。

第三，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去，城镇化进展很快，但是存在一个偏向——重物轻人，部分地方政府花大钱投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建设，大拆大建，但是忽略了“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性。现在，城镇常住人口中，大约有2.3亿人没有城镇户籍，且相当大比例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不能在城镇安家落户。

我建议 “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城镇常住人口落户，2.3亿无户籍常住人口减少一半，以提振内需；同时，大幅度提高社保和保障房覆盖率，解决1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住房问题，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包括在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

第四，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政府支出结构。过去，积极财政政策重点一直放在政府投资，未来，应当转向以保障民生为重点，降低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扩大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支出；同时，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医疗、教育和保障房的最低公共服务标准，与转移支付挂钩，使得财政转移支付有的放矢，有效解决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此外，还需要增拨国有资本补充社保基金，降低企业缴费负担。疫情期间减免企业的社保基金缴费，确实是让企业松了一口气，但是疫情之后需要继续减轻企业缴费负担。

第五，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地价、房价。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供应的状况要改变。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要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农民闲置宅基地也应被允许进入市场。当然，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可以征收土地增值税，用于平衡收入分配。

第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应当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要从行政性管理方式转向资本管理方式。政企关系需重新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需引进竞争性原则、效率原则，不按所有制划分主次。天然垄断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应该引进社会监督。

第七，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目前，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需要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同时，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促进过低的消费率回升。

第八，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和科技政策。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行政限制和价格干预政策；各级政府不应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减少产业进入限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依法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和风险投资，促进产学研结合；教育要去行政化，打破垄断，发展多形式、多渠道的职业教育，推动人力资本的培育。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