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疫情已经迅速得到控制，自今年二季度以来，企业生产也正在走向恢复。但最新数据显示，前几个月消费回升的态势正在趋缓或停滞，居民消费增长仍在下降区间，这就导致正在恢复的经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经济复苏受到限制。

大数据分析还显示，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些信息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经济走向复苏还有很大的障碍需要逾越，需要合理的政策加以应对。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何在？

第一，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企业倒闭、歇业、裁员、减薪的情况普遍，影响了就业和居民收入，消费自然就受到限制。前两三个月的消费回升相当程度上还是因为疫情后的短期反弹所致，而这些情况却并没有通过常规统计数据充分反映出来，常规工业统计只反映了“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今年1—7月，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了3.9%，利润下降了23.5%。但该口径只包括了少部分小型企业，却不包括微型企业。未包括的全国“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超过300万户，是“规模以上”企业户数的8倍，它们提供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面临的困难远大于“规模以上”企业。服务业中的大批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则更严重。这些因素，必然会对就业和居民收入造成严重影响。

再如，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7%，但该调查对失业的定义判断来自“调查前一周工作时间不足1小时”的人员样本。如果按不足10小时计算，失业率可能成倍提高。这些没有被统计为失业者的人员，月收入可能只有原来的1/5或1/10。更重要的是，很多因失去工作而返回或滞留农村的进城农民工都不会被统计在城镇失业者中。因此实际失业人数远大于统计数据。

第二，因为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保”并没有落实到位，大量失业者和收入缩减的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以失业保险为例，2019年按调查失业率推算，全国城镇失业2300万人，但全年领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461万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一是因为全国4.4亿城镇劳动者中，失业保险只覆盖了2亿人，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被覆盖；二是已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外来人口失业后因户口不在当地，手续不全，往往也领不到失业保险。因此失业、收入下降和缺乏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原因。今年5月以后，失业保险政策放宽，并增加了生活补助金的发放，这是一项重要的改善政策。但如何保障未被社保覆盖的两亿城镇外来就业者，仍是关键问题。

第三，市场不景气导致未来收入不确定，使中低收入居民为防范风险被迫提高储蓄，压缩消费。而消费需求疲软又使许多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阻，特别是小微企业更加困难，从而进一步影响就业、收入和消费。这一恶性循环如不打破，经济就难以走出衰退。

面对上述情况，政策应当如何应对？关键是保就业、保民生、保企业，为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为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救助，给有生存发展潜力但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减压，帮助它们渡过难关，保住就业岗位。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

但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认识还很不一致，很多人思想还停留在“只有扩大投资才能拉动增长”的传统思路上。有些政策是“四面出击，到处撒胡椒面”。尽管没有再进行像2008年那样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但很多地方投资都在扩张，地方债务在迅速增加。例如，北京很多本来完好无损的马路又在重铺，像这样的投资就是无效投资。这种投资会浪费资源，应该尽快叫停。

以为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是严重的认识误区。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已经持续过高，目前仍在43%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而消费率显著过低，特别是居民消费还不到GDP的39%，大幅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过高的投资率导致投资效率越来越低，资源大量浪费，而民生领域的若干关键的缺失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除了上述失业保险和救助问题外，两亿多新城镇居民的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也是制约消费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在各国都是国内需求的主体，消费需求占比过低，消费疲软，内需就不可能有力带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把资源用于投资扩张，不仅远水解不了近渴，无法带动经济增长，更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解决的，是聚焦民生，特别要解决面临困难的中低收入居民的问题。对未纳入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农民工进行救助，可以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关于失业的认定，也要摆脱过去那种开各种证明、办各种手续的繁琐低效的办法，完全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实现失业认定。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不少债务用于投资，却又缺乏有效投资空间。既然钱花不出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我国的保障房供应始终是个短板，而中低收入居民长期面临高房价的重压。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与商品房双轨并行，是为中低收入居民减压，释放他们消费能力的出路。

当前政策需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把有效的资源用到困难人群身上，比用到那些无效的投资拉动项目上，对促进经济复苏会有效得多。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转型则是更持久的挑战。要改变我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关键是政府支出结构要改变，应改变政府投资过多、行政管理支出过多的局面，将支出重点转到民生上来。首先是给小微企业减负，解决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解决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中低收入居民住房负担过重问题，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与此同时，改善市场环境，对小微企业发展和促进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回升至关重要。想要改善市场环境，关键要形成一个大中企业和小微企业、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有法治保护的市场。

如果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有企业得起主导作用，政策条件就会使得国有企业得天独厚，多数民企难以参与，这就很难让民营企业相信政策是一视同仁的，竞争条件是公平的，很难让它们消除疑虑，放心发展。只有创造一个良好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有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才能有利于扩展就业和刺激大众消费回升。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