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体对国内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度量，我在这里用贸易依存度度量。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的贸易依存度可以达到200%以上；美国长期以来，国内储蓄率极低、巨额贸易逆差，贸易依存度在20%左右，这得益于它的发钞国优势，不具可比性；欧洲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比较高，比如德国的贸易依存度在60%以上，这是因为欧洲统一市场的效用，可比价值也不大；俄罗斯、巴西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同我国经济属性不同，还有一些大型经济体开放度很低。

相比较而言最有可比性的是日本。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长期不足20%，在此之后逐步上升，现在约为30%。日本的变化很有启示意义。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GATT是向自由贸易过渡的国际协定，允许签约国保留贸易保护，同时承诺解除保护的过渡期。日本加入GATT时，对制成品贸易保护度很高，而美国出于扶植，对其削减保护十分宽容，因此日本在一段时间内大力引进技术，并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本国高水平制造业，参与这个过程的外资企业很少。随后，日本建成了以九大商社为中心的贸易、银行、制造综合体。商社在全球投资采购大宗商品，在银行支持下加工制造成从汽车到家电等各类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销向全世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彼时，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极低，一直小于20%，产业链高度分布于国内。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巨额顺差，终于被西方大国所不容。1985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签订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解除贸易保护，更为尊重知识产权。

在此之后，日本的确削弱了产业政策，快速减少了制成品贸易保护，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并加快对外投资。产业链、供应链在以国内为基础的同时更多地延伸到全球，贸易依存度由此逐步抬升，目前在30%左右，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常规形态。我国贸易依存度近几年在35%左右波动，碍于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形势因素的影响，今后或许还会略有下降。

我国贸易依存度变动的过程和原因

1978年以前，我国贸易依存度不足10%，是典型的封闭型经济体。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通过补偿贸易和吸引外资使贸易依存度开始抬升，1985年达到了23%。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日本企业一改以往对我国投资的不重视，转为从重化、冶金、汽车、家电等各行业中到中国全面寻找投资机会，同时也带动韩国到中国扩大投资。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观察到这一现象，分析认为虽然我国整体改革还没有开始，基础设施也尚不完备，但应当抓住这一波以日本为主的对外产业转移机会，可利用沿海地区机制相对灵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条件，扩大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并在当年形成报告。时任总理赵紫阳批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对此加以肯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在这一时期，我们大多时候处于贸易逆差。

1994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我国实行全面综合配套改革，其中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从这一年开始贸易依存度在波动中抬升。2001年底经过一系列解除贸易和投资保护的改革，中国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贸易依存度逐年抬升，到2006年达到顶点为67%。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启动，海外需求萎缩，其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国内投资大增，消费需求增长，导致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去年为35%。至此，我国已初步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

我总结起来，有几个重大节点可以看出改革和重大政策的关键作用：

第一，改革开放是最大的推动力。1985年推出的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尽管完全必要，但也是因全面改革还未展开的无奈之举。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和加入WTO前后的解除保护措施，都说明改革开放是大型经济体提质增效的关键。

第二，我国和日本的变化过程说明，大型开放经济体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很难持续，过度的贸易顺差会对全球带来太大的冲击，还需恢复常态。同时只要坚持扩大开放，企业绝不会放弃国际市场，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以满足境外需求。从国民经济角度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国内需求。

第三，我国一度过高依赖外需也是国内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造成城市化水平过低，国内需求释放不足。直到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虽为61%，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与其他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大型经济体城市化率（平均超过65%）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过低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不能够真正转移，消费和居住需求被压抑，这也是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第四，2007年以后贸易依存度急剧下滑，又因为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导致农业劳动力转向其它部门趋势性放缓，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农民工红利”逐步消失；同时，“两头在外”等更适用于小型经济体的国际大循环方式受到制约，劳动密集产业加速向外转移。近十年来，快速老龄化和低人口生育率也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进程。

第五，1998年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近十年来具有准公共设施性质的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改善和创新了国内循环的渠道，国内需求得以释放。

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人口快速老龄化都是客观因素，逆全球化潮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我们回到90年代中期开始十余年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不仅无法得到国内环境的支持，也不被国际所接受。加大改革开放，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支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点是要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

第一，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生产要素一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性变革。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意见”实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见”中的有些措施仍然在探索中，我们要加速探索、加速落实，这是动员国内需求最为根本的要素。

第二，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我国一度过多依赖国外需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内法治环境不佳，对产权保护不足，信用社会还未建立起来。“补偿贸易”或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在经营中，往往还款信用高，知识产权侵权少。此次疫情使得一些面向外需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内销，它们感到货款回收难，产品仿冒维权难。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国内大循环就会受到堵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大量的任务应当真正地落实。

第三，要降低基础设施和准公共设施的用户成本。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过度超前，抬高了用户成本或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互联网平台虽是私人部门运作，但有准公共性，垄断带来高用户成本甚至市场进入障碍，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控制。目前，中央提出“新基建”，其中包括发展5G。但现有的5G技术很不成熟，数千亿级的投资已经布下，运营成本极高，但找不到应用场景，消化成本将是今后的一大难题。这些成本都要逐步降下来，不然会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堵塞点。

第四，坚定地维护和改进国际规则。自由放任的全球化时代过去了，今后全球产业链分布不会只由利益驱动，会演化成在效率和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的新形态，公共安全风险、节点集中度风险等也会被充分考虑。全球化或许会被政治意愿扭曲，产业链、供应链也或许会收缩，但基于通行规则的对外开放应坚定不移。下一步的规则会被政治化。在规则制定上我们应主动作为，争取共识，形成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符合实际，但要做好应对差别化地位挑战和结构性议题挑战的准备。

第五，学习贯彻好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他还强调“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这一战略决策，基于历史、现实和内外环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是发展的要点。我们需要真正地学习和理解要义，以及将改革开放措施真正的落地、落实。

（楼继伟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