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是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今年政府报告明确提出了“底线思维”，如此看来，我在2016年提出的“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在今天也依然适用。

经济重回“双底线”轨道

中国宏观调控的“双底线思维”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8年—2016年，中国经济以稳增长为主。中国经济通过错峰发展，在2009年的总GDP开始稍超日本，现在则是日本的两倍多。不过，我们在短期之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债务规模越滚越大，经济中的风险也不断累积。中国经济曾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一度下行，从大约10%的增长到每个季度渐次下滑。直到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后，我国经济才开始回稳向好，基本实现软着陆。

第二阶段，2017年—2018年，中国经济主要以防风险为主。 2016年，我提出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这也是官、产、学界第一次提出要把“防风险”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这是学者总结的、属于中国自己的调控思路。到了2017年、2018年，该理论执行了一段时间，中国很多风险指标开始降低，社会整体及金融部门杠杆率下降，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三阶段，2018年—2019年，中国经济在中美博弈下侧重稳增长。2018年中期，美国就发动了贸易战，所以该政策得以执行的时间并不长。在对外面临贸易战、对内面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政策再度调整为以稳增长为主。2018年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但此次再度强调的稳增长则与以往不同。如今的中国，对债务风险、产业风险、长期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国际环境压力等风险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防风险”这条线掐得更紧，更重视行稳致远。

第四阶段，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重回“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轨道上。疫情致使全球经济都面临着衰退压力。中国提出“六稳六保”，稳增长的底线下调。在稳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化调整和优化，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不走“债务—投资”的驱动老路，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避免再过度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稳增长；适当控制传统领域基建投资，着力新基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总体看来，“稳增长”和“防风险”，在不同时期占主次的位置是变动的，代表了经济改革非常重要的两大基调，两者都要放在底线上。

2020年GDP增速在0%-1% 

2020年，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实现GDP正增长的国家。我们做过测算：最困难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在1%以内，比较中性的在2%左右，经济增长率达到3%或者超过3%是较好的情况。我个人看法比较保守，认为0-1%是今年能够守得住的增速。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这次疫情在武汉暴发，但武汉人口不到中国总人口的1%，对全局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第二，武汉防疫战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对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实施封城，二是进行全民检测。 第三，我们的疫情防控比较得力，防御手段较为坚决。总体来看，我们为防控疫情做出了牺牲，也取得了效果。所以，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可能更快一些。有专家预计，11月份可能会迎来第二波疫情暴发期。我们对此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相信最严峻、有逻辑的分析，今年下半年形势不容乐观。

今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年，此前我国预设了两大目标——“GDP比2000年翻两番”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国“两会”期间发布的《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未对今年GDP增长设定具体目标，坚持保扶贫攻坚，但这个目标其实也很难实现。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贫困边远地区的人员就业和收入得不到保障。前段时间，李克强总理说，我国6亿人的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左右。现在受疫情影响，很多人不仅连1000元也保不住，还会失去工作。我认为，疫情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中国影响比较大，即便两大目标都没有完成也很正常，暂缓一两年也不丢人。

中美正处于“脱钩”期

新冠疫情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着全世界的经济及政治格局。目前，中美关系极为敏感。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长期因素。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三部曲”：第一步是贸易战，第二步是脱钩，第三步是冷战。美国一直坚持走这条道路，目前中美正处在第二步“脱钩”阶段。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基础是盟国政治，美国与盟国之间有经济利益调整的需要，但它们之间依然是政治军事外交联盟。所以，美国会不停地与欧盟、日本打贸易战，但它并不会将日本和欧盟视为敌人，它们之间依然是伙伴和朋友。

中国则不同，美国把中国列为敌国。它与敌国之间不是打 “贸易战”的问题，而是如果条件可以，与中国就应该没有贸易。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美“脱钩”。因此，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斗争，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的全面斗争。美国并不将中国当成一般的老二，而是把中国当成曾经的苏联加日本，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它而言是一次考验和挑战。 

所以，与中国决战是美国的既定政策。找到病根，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阻止美国四处张口。

理性地看，在中国和美国关系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能从根本上完全制约美国的地方。相较之下，还是我们的损失更大，毕竟我们对于美国而言是可替代的，虽然替代成本会更高；而美国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未来美国可能加大贸易战、加大中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来几年，美国会不断制造非经济、超经济的极端事件逼它的盟国站队，对中国形成集团性的封锁格局。一旦形成这种封锁格局，对中国的风险还是很大的。我们对此要高度警惕，要有好的应对措施。但美国能否成功脱钩？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中国现在与全世界经济有很深的关联，二者互相补充。 短时间内，中美关系不会缓和，但我相信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在全世界都是比较完备的。中美是互补的两个国家，美国有很多的产业链市场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美国也会很难受。

抓住脱钩期的时间窗口

中美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些经济政策产生了误读。美国误以为中国不再进行改革开放了；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我们在国际上承担了很大的国际义务——派部队参与维和、亚丁湾护航等等，美国误认为中国是在进行军事扩张，不走和平发展道路了。

对此，现在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便什么都不做，美国也要“整”中国；另一种是，没那么严重，中美之间总有经济利益的调整空间。事实上，我们现在是美国动用一切力量打击的对象，国内还有很多人恨不得马上和美国决战，我认为不够理性。

现在的美国如同中壮年，有经验，实力雄厚；中国更像青少年，比较年轻，有冲劲。虽然美国是一个老牌的发达国家，但它的增长速度比较低。尽管我们的GDP增长速度在下行，但依然比美国高，或许再过十年我们就真的能更接近甚至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还在上升期，实力相对弱一点，想办法化解矛盾，赢取时间对中国才是更有利的。按照这种逻辑推断，推迟和美国的决战时间，对中国才是利益最大化。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窗口。我们一定要在开放的过程中，以更加平和的心态看待美国的举动，建立正确的敌我力量的认识。敌强我弱的时候，敌人希望主力决战，我们反而要避免主力决战，做迂回运动战，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反抗也不做，而是在最终胜算不大、损失很大的格局之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其锋芒。

企业要低价扩股保生存

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下，很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政府看企业难以为继，就给它们发放贷款，我并不赞成这种做法，有时候企业借得多反而“死”得快。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些金融政策，延长企业的还息时间、采用低息方法等，这对有些企业来说，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下，企业应该采取更为审慎的财务政策，严格控制债务。中小企业要做的是少负债，多进行股权融资。

既然中小企业没钱又不能借钱，该怎么活下去？我提出几点看法：

一是政府可以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中小企业是稳就业的基础，所有抓手的核心目标就是保中小企业。保中小企业不是要借钱给它们，关键是财政出手。政府替中小企业发一半工资，以此来保主体、保就业。美国政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给老百姓发了两万亿美元，中国也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另外，地摊经济也是保就业的一种方法。总之，就是放一部分，给一部分，这都是政府要做的。

二是企业低价扩股，降低负债率。市场还是有机会的，但在当下，因为市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家要更踏实一些，要做好股权融资，降低负债率。企业应该通过不断扩股，与投资者进行项目沟通，换取好的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这才是长远的发展之路。 

三是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卖给国家、找政府参股，换了身份似乎带动了股价上涨，企业获得了新生，但这并不合理。我们应该让企业自己重组，因为每一次危机调整的价值就在于促进资源实现更加合理的配置。政府并没有资金、精力和能力接管那么多的企业，而且，此举对市场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企业要对自己的生长阶段有合理认识，同时政府也要精准施策，鼓励企业之间投资、重组。

总而言之，未来三到五年是个困难期，企业看不到大的机会，科技上也很难看到大的突破，过了这几年才会迎来新的调整。当然，我们要看到中国的机会还是比别的国家多。

（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