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从宏观上看，对总供给和总需求都有冲击，表现是GDP急速下落；从微观上看，表现为企业的经营困难，尤其是现金流收入遇到重大麻烦，从而使得现金短缺变成主要现象。这不仅对现金收入依赖较多的企业有影响，比如餐饮业、影视业、旅馆业等，对去杠杆较高的制造型企业也造成了麻烦。由于现金流的困难，在付息上形成压力，企业出现现金流短缺，从而造成经营上的风险，这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我将展开讨论。

 

四大因素的变化导致经济下行

有同仁问，中国经济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表现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冲击问题变得如此敏感？我们注意到，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都开始减弱。

其实，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让一些新的因素焕发出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这些因素包括：第一，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第二，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使中国廉价劳动力及其它要素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第三，当时的中国人口红利充沛，储蓄率高，有投资就会有较强劲的增长。于是，由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第四，资源环境的约束相对较小，从而可以廉价使用资源和环境，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们注意到，进入本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些因素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全球经济在减缓之中，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因素改变了。中国的出口增速最高是在2010年，增速达30%。此后，中国的出口增速在持续下降，2015年以后甚至出现负增长。2017年，情况有所缓和，这是因为全球经济在复苏，中国的出口也转为正增长。但是，随后2018年爆发中美贸易冲突，2019年中国的出口又开始转入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因素，动力已经在减弱，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转变，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扩大。随着世界经济总需求的下降，显现出产能过剩。如果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国产能过剩是绝对的。

第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生产纳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尤其是廉价劳动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中国形成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成为世界的工厂。同等技术条件下，中国生产的价格是最低的。中国产品行销全世界，构成了出口导向。中国也是全世界投资的世界工厂。但2008年以后，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每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而且不存在东、中、西部的差距，甚至中西部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东部。所以，中国的廉价制造不太会从东部转移到西部，而是会转移到专业劳动力更加丰富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南亚。廉价制造曾经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现在看来，这个优势正在减弱。这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另外一个原因。      

    

第三，人口老龄化。按联合国标准来说，老龄化是指65岁人口数量超过总人口数量的7%。目前，中国65岁人口已超过总人口的10%，已进入老龄化，且老龄化速度还在加速之中。老龄化在经济含义上，通俗来说，就是吃饭的人多了、干活的人少了，也就是吃老本了。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型，主要是由于高储蓄率和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投资难以维持较高的速度。过去10年间，中国投资增速在持续下降，去年已经到了5%。这意味着投资动力正在减弱，如果还想维持动力，就需要向未来借钱。这就是高杠杆产生的原因，也是债务负担加重的原因。储蓄率下降是导致投资下降的因素，这意味着我国必须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

第四，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资源消耗型、能源消耗型、环境消耗型的，随着对资源、环境因素的约束日益紧张，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从资源环境消耗型经济，转向节能减排。这种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改弦更张，走向一个更加持续性的发展道路。但这也意味着传统的支持高速增长的资源耗费型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结束，原有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也相应减弱，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这样的转变之中。

上述四个因素是结构性的因素。中国过去10年经济下行，不仅仅是一种周期波动，更重要的是结构原因导致的持续下降，反映在经济上，就是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用官方语言来说，中国经济正在一个坎儿上，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正处于这样的转变之中，又遇到疫情的外部冲击，使得情况比较复杂。如果经济在上行期间受到外部冲击，经济还能顶得住。但如果经济在下行之中，再有外部冲击，那么下行速度会更快。这也使得人们担心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风险，也是全球为什么讨论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还能不能维持持续向好的态势。这种担忧，可以理解。

 

疫情对两类企业的影响尤为巨大

这种担忧反映在企业中，就是企业在受冲击中，复工复产缓慢以及其它影响，使得企业的收入在下降。收入的下降，对中国企业来说，影响非常之巨大。

有两类企业，一类是服务型企业，高度依赖现金收入。例如，餐饮业、影视娱乐业、酒店旅游业，都是高度依赖现金收入。尽管这些行业的负债率比较低，但对营运收入要求比较高。疫情造成企业收入减少，只有成本支出，使得企业经营遇到严重困难。

另一类是制造型企业，尽管对未来的收入敏感程度不高，但是这些企业是高负债，内部的现金流是企业付息的来源。如果收入不足，现金流不足，就难以满足银行付息要求，从而出现债权债务链条绷断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型企业对收入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这两类企业都反映出一个问题：疫情对现金流的冲击。我想提醒中国企业，尤其是高负债的企业，不仅要注重企业利润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现金流的管理。尤其在疫情冲击或经济下行期间，现金流的管理是第一位。这是企业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理念，这次疫情也给企业提了一个醒。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受到了冲击。那对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影响会是什么样？

首先，疫情持续时间越长，冲击越大，经济会更多地偏离轨道；如果疫情能够得到较好控制，冲击也会相对较小，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于是，控制疫情就成为当前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核心。

第二，这次疫情冲击是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中同时进行的，在供给侧表现为复工复产的问题，在需求侧则表现为对消费、投资以及出口的影响问题。随着疫情的逐步好转，很多省份调低了响应级别，已经开始全面的复工复产，复工复产正在缓慢进行之中，这意味着供给侧正在缓慢恢复。但是在需求侧，远远不如供给侧恢复得那么快，因此要求在需求侧做更多文章。

总之，全球是一个整体，全球化早就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在疫情面前，谁也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共同抗击、共同扑灭疫情，才能维持全球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在承担自己的责任。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