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高兴来到广东，来到广州。历史上有两位中国唐朝的杰出文学家都来过这里，韩愈在贬至潮州时作了两句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来到这个地方，也作了一首诗：“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两首诗都表达了一个概念，就是岭南这个地区太偏远了，远到让人有一种一旦踏足就难以归乡的错觉。岭南位于中华核心文化圈的边缘，来了这里仿佛意味着人生没有希望了。但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会发现广东在经历千年岁月后，成了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是中国和世界对接的前沿阵地。这一成就究竟是如何达成的呢？我有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相信任何艰难带来的是更加深刻的渴望。

岭南自古代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蛮荒之地，但实际上，它早已悄然与中华文明、中原文明开始了紧密地对接。众所周知，一个文明的发展能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所以当相对偏远的地方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就会非常渴望加入这个文明圈。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开始，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最后抵达珠江流域，形成水波浪形的发展轨迹。到了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通岭南地区。

过去的岭南，环境确实艰苦，不管往北走还是往西走，都有高山阻隔。南岭和大庾岭尽管山不高，但是它却没有做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它是山尽管不高（只有一千多米），但却阻挡了两边人民交流的通道。向东、向南走又有大海阻隔，在众人眼中，这似乎是一块难以发展的地方，但越是艰苦，越带来渴望。这份渴望促使了整个岭南地区向两个方向奋力发展：一是向北、向西，尽可能与中原文明靠近，二是向东、向南，尽可能与海洋文明靠近。如此一来，岭南突然变成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塑造了广东独有的文化性格，使其成为中华文明中一个即交融有创新的特殊区域，不断孕育着新思想，新观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的变革大部分是从广东广州这块地方开始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穷则思变”，广东过去就是这样一块地方。

第二个观点，任何穷乡僻壤，闭塞之地，反而会激发这个地方向外的活力。

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被逼出来的商业奇才。其实，广州在近代史上是中国向西方被迫开放的一个前沿阵地。当时清政府的策略，是希望将西方的势力控制在最小范围，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因此将通商口岸放在广州，利用山海阻隔，试图将这种影响隔绝在内陆之外。当时西方人想要同时开放宁波等地，清政府初期坚决反对，因为一但开放宁波等地，就相当于敞开了整个中国大陆的大门。相比之下，广东因有南岭和大庾岭阻隔，西方势力深入内地还需费点力气，于是，清政府设立了广州十三行来和外国人对接。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隔绝的举措，使得整个岭南地区得风气之先，在整个中国还对西方社会和文化感到陌生时，广州已有一大批商人和百姓，了解了世界的动态，同时这股风潮又激发了广东人民海外探索的热情，促成了和海外文明的密切对接。

赤坎地区有几百个西洋骑楼整齐排列，甚至有的还遗留在农田中间，这正是受世界贸易发展影响的结果。我以前去潮州、汕头，他们的骑楼同样展示了中西合璧的建筑艺术。

辛亥革命的源头发生在广州，没有孙中山在广东革命意识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我们后来的武昌起义。所以闭塞和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进取，不向外突破。

第三个观点，与僵化已久、趋于保守的文化核心区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反而更容易迎来如野草春风吹又生的机会。

试想，为什么改革开放的试点不放在北京、河南？并不是这些地方不好，而是广东地区得了风气之先，又相对远离整个文化核心，如果试点没有成功，它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影响是可控的，试错成本低，且成功的机会因为阻力小而更高。如果将试点放在北京或中原地区，一旦变革不成功，错误可能会呈扩散状不可收拾。所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远见卓识，将深圳这一小村庄打造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这个原本并不存在于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城市，如今已注定在中国的历史篇章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个观点，世界的开放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开放，还需要心态的开放、市场的开放、思想的开放。

我国过去46年的改革开放历史深刻地证明，开放带来繁荣，心态决定现实。当我们怀抱开放的精神和开放的心态，我相信繁荣就可以永久地持续下去。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