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创业之路，是一条艰苦卓绝、筚路蓝缕的科技创新之路。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工学院），硕士研究的方向是红外热成像，毕业后分配在电力系统，也做了很多红外方面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很多下海创业先驱创业精神的感染下，1999年，我用工作12年积攒下来的30万元注册了高德红外公司，可以算是白手起家。

作为科技工作者创业，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其它支持，就只能靠技术本身。从创业之初，我就想得很清楚：理工男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搞好专业，当一个工匠或者科学家。如果当不了科学家，就当工程师，把企业做成高科技企业。一辈子很短，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错了。公司创立到现在，虽然创业过程艰难曲折，但我们还是一直沿着一个大的方向在做事情。

我所研究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理解成一种摄像机，但它拍摄的不是肉眼可见的图像，而是红外图像。所有的物质都会有分子运动，分子运动就会辐射红外线，这种光线客观存在，只是肉眼看不见。它非常微弱，也会受到温度、温差、表面材料的辐射特性等因素影响。温度越高，辐射越强。因此，测温是红外热成像技术的一大应用场景。

红外热成像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在完全无光的情况下，看到几十公里外的目标。如果背景比较干净，它甚至可以看到几百公里外的目标。这种技术不需要像雷达一样发射任何电磁波，它可以穿透烟雾和沙尘，看到隐蔽目标。如果车上安装了伪装网，它也能发现。

这种技术的核心集中在“红外探测器”芯片上，这颗芯片能把红外线转换成电信号。十几年前，西方有些国家偶尔会卖给我们一些低端芯片，我们最开始也是在欧洲购买少量低端芯片做测温仪等。西方从未对中国开放过高端芯片技术，即便是中美关系还处在“蜜月期”时，美国也没有卖过一颗这种芯片给中国。西方国家对红外探测器芯片的封锁，比对华为、中兴等手机芯片的封锁，要严密很多。

非典时期的防疫重点是要控制高温人群流动。当时我们一接到任务，就马上改造仓库里各种电力测温系统，用于机场、码头人体测温，效果非常好。此前，我们的测温系统主要用于其它工业领域，并没有专门用于非典的人体测温系统。非典暴发后，我们的科研团队连夜加班加点，熬了三四天，设计出适用的测温系统，这些设备很快就布满了关键的机场和码头。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拿到的进口许可证只有1000支的额度，其中的900支用于各大机场、码头等场所。虽然数量不大，但它还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抗击非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受到了政府表扬。可见，这颗芯片对于整个行业和中国来说，是有多么重要。

2008年，西方国家把我们拉入了黑名单，对我们实施了制裁，高端芯片就再也拿不到了。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么公司关门，我们改行，要么把芯片做出来，没有其它路可走。

2010年公司上市后，我几乎把所有的钱砸在了这颗芯片上，认识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不反对。他们说：“好不容易有点钱了，公司上市了，把钱全部砸到芯片里不值当。”虽然我是技术出身，但那时我也认为做成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我们真可谓是“一无所有”，没有人才、没有技术，设备还处于封锁状态。大家都认为，芯片研发成功的概率不会超过10%。

我当时在想，要么死掉，要么冲出重围。我们要是做不成这个芯片，钱全砸了，公司也会垮掉。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是被逼着干起来的。这条科技创新之路很艰苦，但凡当时还有其它退路，我可能也不会选择它。

通过十年的努力，现在芯片不仅造出来了，在双色大面阵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等一些前沿领域，也已经达到了西方最先进的水平，有几个关键指标还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还建成了三条批量生产线，年产芯片超百万片。

最后，我想谈几点体会：第一，作为民营科技工作者，要保持专注。第二，面对西方的封锁，我们要有信心。第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积累的行业基础和大批人才，让我们有实力和能力去突破“卡脖子”难题。第四，我们要有情怀。科学无国界，但科技工作者有国籍。我们要竭尽所能，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黄立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