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从就业、投资、消费和金融这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

新增就业质量有待提升

首先，如何看待就业？就业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在疫情期间更显重要。2020年，我国前10个月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009万人，提前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新增900万人以上”的年度就业目标。10月的调查失业率为5.3%，按照这个步调，2020年底完成调查失业率6%左右的年度目标，基本没有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了解少增的就业人口去向。2020年前10个月的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大约占去年同期的85%。按该比例计算，2020年全年新增就业人数大约比去年减少了200万人。这些少增的就业人口主要去处是：高校研究生和专升本扩招、农民工返乡和城镇居民待业。前者大约有50万人，针对这些人，我国未来2—3年将释放大量新的就业需求；后者大约有150万人，他们其中很多人是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年轻人，他们在当前有限的储蓄支撑下，维持着基本生活。

二是整体的新增就业质量有待提升。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实行“六稳”“六保”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就业，效果明显。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新增就业中很多是政策性、公益性和临时性就业岗位。这些岗位的收入不高，且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岗位呈逐步减少态势。所以，需要大量中小微企业加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通过市场化方式，增加收入较高且可持续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基建投资面临多重困难

其次，如何看待投资？2020年前10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其中，制造业投资降幅快速收窄至5.3%，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0.7%和6.3%，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其它类投资加快。例如，电子商务服务业投资增长26.5%，卫生领域投资增长24.1%，教育领域投资增长13.1%。具体来说，还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房地产分化加剧。近期，监管部门出台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345”融资新规，严控房地产信托规模，严禁为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提供通道。房企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紧，一部分负债率较高、资金周转需求大、抗风险能力弱的房企面临较大流动性压力。同时，疫情对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等影响较大，一些二、三线城市购房需求受到明显冲击。由此，部分城市房价、地价持续回落。2020年10月，70个大中城市中，10个城市新建商品房和24个城市二手房价格指数同比下降，比去年同期分别多了9个和11个城市，个别城市二手房降价接近10%。我们需要防止降价预期不断强化，从而影响房地产投资。

二是财政困难省份增多，基建投资面临多重困难。大规模减税降费加剧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2020年前8个月，全国减税降费近1.88万亿元，全年将超过2.5万亿元。省本级公共财政中，仅有个别地方保持了小幅盈余。受土地出让价格回落等影响，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支缺口连续两年持续扩大。2020年前三季度，缺口已达2.39万亿元，缺口扩大的地方呈增加态势。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规定严格，审批手续等相对复杂，加上符合收益前景要求的基建项目有限，基建投资的资金面临较大压力。5G等新基建前景广阔，但融资模式、核心技术、人才供给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难题，近期还未能成为基建投资的主力。

消费结构亟需调整

再次，如何看待消费？近期，消费不断改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0年9月和10月同比分别增长3.3%和4.3%。值得一提的是，汽车对消费贡献较大。近四个月汽车销售额增长都在10%以上，网上消费增速逐步加快，2020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10.9%，说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非接触式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消费面临的制约：

一是低收入人群消费面临来自收入和价格的制约。收入方面，新增就业减少导致居民收入和消费降低。2020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28万元，人均消费性支出1.92万元。按此计算，全年影响消费和收入近1000亿元。价格方面，2020年前10个月，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物价指数）稳中趋降，能实现全年目标。但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3%，挤占大量其它消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达到5年来的高点。食品涨价对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人群消费影响更大，这是国内循环急需补齐的需求短板。

二是中高收入人群消费面临升级困难。中高端消费需求受到疫情、政策等制约，如汽车限牌、住房限购、按揭受限等，传统中高端消费动力弱化，新的消费增长点仍在探索。更主要的是，由于国内中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虽然疫情影响出国旅游，抑制了国外消费，但国内消费品还无法全部替代。消费升级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难以一蹴而就。

警惕高杠杆风险

最后，如何看待金融？毫无疑问，金融在抗疫情、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以来，国家综合运用降准、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中期借贷便利，是指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机构加大了减费让利力度。2020年前10个月向实体经济让利1.25万亿元，全年可实现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但与此同时，有两个苗头性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杠杆率上升放大了风险，也压缩了政策空间。研究显示，2020年6月末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达到了266.4%，较年初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164.4%，比年初上升13.1个百分点，杠杆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加杠杆空间有限；住户部门杠杆率59.7%，比年初上升3.9个百分点，负债率上升会制约消费，且疫情以来银行信用卡不良率普遍上升，再加杠杆的空间不大；政府部门杠杆率42.3%，比年初上升4个百分点，杠杆率水平虽相对较低，但是面临融资的投向和效果等难题，需要加快破解。

二是企业持续困难，可能加剧银行资产质量压力。从PMI（Purchase Management Index，采购经理指数）表现来看，不同类型企业复苏明显分化，大型企业持续恢复，中型企业恢复平稳，小企业恢复艰难。当前银行业资产质量压力逐渐增加。2020年前三季度，商业银行在加大力度处置不良资产的情况下，不良率仍较年初提高0.1个百分点，达1.96%。特别是按现行要求，2021年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到期，部分企业压力加大，无疑进一步增加银行资产质量压力。如果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延续，又对银行资本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20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年初下降0.23个百分点。

综上，2021年我国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很可能好于2020年，但经济增速不会、也不宜太高。虽然2021年疫情大范围反弹的概率很小，但疫情对经济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影响，短期难以完全消除。支撑2021年经济因素中，经济恢复的作用可能小于基数效应的作用。而且，考虑到2022年发展需要，2021年经济增速也不宜过高。

因此，我们建议，抗疫期间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暂按2—3年逐步退出安排；以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稳基建为目标，因城施策；持续做好食品保供稳价，畅通流通环节，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提升普通消费品质量，增加高端消费品种类，促进消费升级；财政货币政策总量稳定，结构上增加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商业银行处置不良和补充资本。

（高迎欣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