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正值我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时，我在《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探讨大疫之下中美两国的关系以及两国应当负担起的历史责任。我在文中谈到，大疫之后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余震”，大国对此都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避免或者减少“次生灾害”。

从今天来看，这个“次生灾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也严峻得多、广泛得多。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就是其中的一个争论。全球知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Robin Niblett曾说“全球化走向终结”；我们有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前领导人又说，大疫之后资金和产业链会进一步向中国汇集。事实上，我对这两个说法持有不同看法。

全球化不是今天才有的，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只不过那时我们没有称之为“全球化”。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的称谓是由德国人里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男爵在1877年提出的，但是“丝绸之路”却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此后，无论是香料贸易、瓷器贸易还是茶叶贸易，都是全球化的雏形。

虽然“全球化”这个名词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但是它的实践却已经有了上千年历程。只不过因为当时的交通、信息的差异，全球化不像今天发展得这么迅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它的深度与广度也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全球化不是某一个大国政要或者是经济学家振臂一呼后遍地开花的结果，而是经济规律本身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政府无疑可以做一些事加速或者延缓全球化进程，但是全球化进程却不会因为某一个重要的阻拦而终止。

全球化的驱动力来自于全球分工，它来自于比较优势。《国富论》中就提到，“擅长做针的人就做针，擅长做面包的人就做面包，两者之间可以互通有无，通过交易实现价值互换”。不可能家家都做钉子的同时还做面包、生产面粉、种植小麦，这样会大大降低社会的经济效率。正是因为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科技水平以及品牌效用等存在差异，才使得交易成为现实。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要素可能会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变化，一些原有的比较优势可能会消失，但是新的比较优势也会出现，从而在动态中取得新的平衡。

但是，想要让所有的要素在所有的国家都达到一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国际贸易会因为差异或者比较优势而持续进行。过去20年是全球化发展进程最快的20年，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全球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贸易不平衡、发展不均衡、资源过度使用、气候变化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还是应该在多边的框架之内通过协商加以解决，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如果推倒重来，将来是否能达成新的协议尚未可知，带来的变数会更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不应该走向单边主义。

有人提出“区域化”这个概念，对此我也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跨国公司都是在全球布局，比如它们可能在中国布局一个企业，在欧洲布局一个企业，在拉丁美洲又布局一个企业。仅从中国、欧洲或者拉丁美洲的局部视角来看，布局可能是区域化的；但是就整体来看，它还是全球化的。这样的现象，在各大跨国公司都一样。全球企业、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力军。哪里有市场，它们就希望到哪里去，哪里有市场，它们就会在哪里布局。所以我觉得区域化这个概念，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的贸易伙伴。这100多个国家占据了全球GDP的80%。在飞机、汽车、手机、电视、计算机等领域，包括在芯片设计、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中，中国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庞大的市场本身就决定了跨国公司不会，也很难全面从中国市场退出。

近年来，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高达7000多亿美元。我举几个例子。2018年中国的汽车销售达到2808万辆，远高于同年欧洲汽车销量（1770万辆）和美国汽车销量（1730万辆）。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高达750亿美元，是美国市场销售额的2.5倍。中国芯片进口额每年大约是3200多亿美元，超过了石油进口。所以，中国庞大的市场本身也决定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比如，未来20年，中国需要大约8090架飞机，价值达到1.3万亿美元；在此之上，还需要1.6万亿美元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要让跨国公司舍弃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将会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毕竟单边主义有悖于企业的初衷，企业本身也不希望被裹挟到政治纷争以及双边摩擦之中。

2014年我在面试现在这份工作时，IBM公司高层问我：“你认为 IBM在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在我看来，中美之间周期性的摩擦会为双边企业运营带来很多困惑。从2014年到2018年初，这个摩擦还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但2018年3月爆发了如此大强度的贸易战，的确让人始料未及。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说：“在真正开放的市场，没有人能够通过消灭竞争对手来获取更大的利益”。2019年，在中国的美国商会曾经做过一个商业环境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美国公司认为中国的市场不可或缺，其中有87%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取消或者减少在中国的投资，这也说明美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十分明确。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过去4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切得益于改革开放。面对当前来自国际和国内的矛盾，化解矛盾的密钥还是要依托于改革与开放。即使有一天我们真的更加强大了，仍然需要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之内我们就不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未来几个月会决定形势将严峻到何种程度。因此，我们短期内要保持定力，中期要保持耐力，长期要保持眼力，不畏浮云遮望眼。

（陈黎明   IBM大中华区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