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理念和方法。多年来，从中国建筑总承包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服务，中国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出海”经验。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走向全球化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大国博弈、全球新兴经济体对于供应链本地化的迫切自主要求等因素，都将答案指向了一个事实：今天的企业“出海”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以产品倾销的模式走向全球。这也意味着，当前中国企业若想走遍全球，要有几个大脑同时运转，要有更多的脚去走不同的路。

过去的46年已经证明了，我们行；未来几十年也将再次证明，我们行。只是，这条道路一定会伴随着许多艰难险阻。

最近几年，我在全球各地奔走调研，接下来分享下我的一些体会。

中国企业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所决定的。中国的耕地资源占全球的6%，淡水资源占7%，石油资源占1.5%。但由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比非常低。那么，中国什么最厉害？

企业家们手脚不停，一直辛勤劳动，整合资源、创造产品的能力非常强，强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约30%，货物贸易占全球12%以上。

如此巨大的产能必须“走出去”，人均资源的相对缺少也必须得“引进来”，这样一种“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体基本格局是既定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走出去”。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底气是什么？如前所说，是40余年练就的能力，这个能力全面展示在当前的产业光谱里。

提及当年的中国企业“出海”，会自然联想到玩具、服装、家具等产品。但今天不一样，我们向世界不断地输出产业能力，像高铁、核电、工程机械、跨境电商与在地服务，以及以电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锂电池为代表的“产业新三样”，和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它们在全球都深受欢迎。

过去，中国的出口主要依托个别产业，现在，几乎所有产业都非常强。而且我们是从一个相对不发达的水平上发展起来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中国几十年凝炼的经济增长模式迁移出去，知道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美好的图画。

中国人“走出去”后，所创造的国民财富会不断增长。接下来，我们会迎来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的新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出海”较以往有非常大的不同。很多新兴经济体希望海外企业进来后，能带动本地就业，带动本地供应链和本地价值生态的发展，而不是将本地的零售商、渠道商、品牌商，甚至是农产品给冲垮。在当下，仅是过去那样简单的商品出口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有些人可能会问：企业“出海”当地不具备条件，也没有比较优势、成熟工人和配套设施，为什么还非要留在当地？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全球化以后，国家的边界思维越来越强，每个国家都在提更加自主化、更加本地化、更加安全化等，包括中国在内也强调“进口替代”“全面自主可控”……

2023年，我去中东发现，江苏省与阿布扎比合作建立了中阿合作园区。但当地缺少配套设施，劳工用的也是外来劳动力，工程建设进程缓慢。可阿布扎比的未来愿景是要发展成综合型经济形态，需要更多的产业支撑而非仅仅依靠石油，所以对于它们而言，慢不怕，但是一定要走上这条路。

SHEIN（知名电商女装品牌）为了推进本土化，也开始在巴西投资。如果只是靠中国供应链出口，物流运输压力和退货压力都很大，且当地也会考虑对本地服装零售业的冲击问题，因此SHEIN也已开始在巴西建设供应链，以本地供本地。预计到2026年底，SHEIN在巴西的大部分销售额会来自当地的制造商和销售商。

当“出海”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时，企业要“走出去”就必须遵循全球已有通识，以及当地各样的法律要求。

举个例子，中国某建工集团在承揽一个澳大利亚项目时，因未提前了解澳大利亚要求赴澳工人必须通过雅思考试，电工、焊工等专业人员必须通过澳方相应考试，导致调遣不了中国工人，项目施工用了大量外籍工人，成本高昂。

当工期延误时，该集团计划让员工加班赶工。但在澳大利亚，雇主不能随意要求工人加班，且实行工作9天、休息5天的模式，工人下班后即不再工作。因项目工期多次延误，损失巨大。

可能很多人会说：我想干活，我想挣钱，我凭什么不可以呢？对不起，这就是当地文化的要求。你非常强大，你觉得你对当地有帮助，但是在本地政府看来，你是在以超低空飞行的价格将本地掏空，这种“成吉思汗式”或“蒙古西征式”的模式是别人所不接受的。

与此同时，全球非经济因素也正影响着企业“出海”进程。

比如，TikTok在印尼的电商业务被关停；三家中国车企或成为欧盟反补贴调查对象；墨西哥政府两次修订《矿业法》，将锂列为战略性矿产；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家中资企业从加拿大关键矿产企业撤资等。

不难发现，泛政治化现象与本国国民情绪高度关联在一起。当这种情绪不断发酵后，全球原有的几条主要供应链被打破，呈现出多链化分裂的状态。面对此种情形，当前的中国企业采取了一些方法，或把不同的功能放在不同的经济体，或把法律意义上的公司实体放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其中，有些方法可行，有些方法不可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怎么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有个观点非常重要，即“分享与共赢”。

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当前可能会遇到以下情况：

有矿产的国家说：我这个矿可以卖给你，但不能白给，我希望你把矿产之后的产业链建在这里。

有市场的国家（如欧洲）说：我的市场可以给你，但你的电池要100%在我这里做。

中国说：我们自己有技术，应该是我从你那儿的矿产公司买原矿，买回来加工做成电池，再卖给有市场的地方。

三者僵持不下，原本一条供应链就够了，现在却需要三条供应链，夹在中间的企业就比较麻烦。怎么办？

曾毓群希望三个地方的政府、组织、客户，坐下来好好谈一下“分享”。比如，采用“433”的办法：30%可以在有矿的地方做，30%可以在有市场的地方做，还有40%在有技术的地方做。

虽然全球供应链会因此呈现分割的状态，但可以由多个国家共同去发展同一个产业。生产无疑更复杂，不过市场空间也会变得更大。

再举个例子，2012年，三峡集团投资收购了葡萄牙电力（下述简称葡电）21.35%的股权，中方是葡电的第一大股东，但并没有派人进入公司管理层。

中方一位高管担任副董事长兼薪酬委员会主任，他邀请美世咨询做了欧洲几家能源电力公司高管薪酬和激励机制的对比分析。该对比分析发现，葡电高管薪酬是中等偏下水平。于是他将CEO的工资提高了20%，剩下6个副总分成两档，并相应增加了考核指标的难度系数，增加了现金流指标。

当年的股东大会，本地小股东提出意见，中方高管回答表示，公司虽然注册在葡萄牙，但55%的营业收入和60%的利润来自葡萄牙以外，竞争对手不是本地的公司，而是全球实力更强的跨国企业；而且如果高管能够满格拿到薪酬包，股东得到的也更多。

除了股权购买协议，三峡集团还和葡电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亚洲是中方的主导市场，欧洲、南美、巴西是葡电的主导市场，非洲是共同市场。合作10年，葡电市值增长了两倍。

说了这么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既然这么辛苦、这么不容易，干嘛还要“走出去”？

中国企业的现状，只能“走出去”。这是由我们的禀赋所决定的。同时，我们积累的本领也证明我们“走出去”是可行的。

最近一两年，我去很多地方看了很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案例，不少跨国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出海了，而是选择在当地成立公司，以当地公司的名义登陆当地资本市场。这也说明，全球再工业化、现代化的兴起，使得中国模式和中国能力有可能在全球开花，中国人有影响全世界的能力。

总结而言，从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实现机遇的要求也在提高。

中国企业要想进入发达国家，需面临两道关口，一是投资审查，二是技术封锁。

进入新兴市场则要充分考虑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波动风险突出、法律和市场监管规则不健全、合规风险较大（如税收争议、腐败佣金、公司治理等）等问题。

当前制约中国能力全球化的障碍在于：别人让不让你去？培育新兴市场的成本如何？如何越过发达市场门槛？

中国能力的全球化，不等于中国的全球化能力。种种可能碰到的问题，都在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既要有雄心壮志，又得把步子迈稳，先去学习、适应和了解，接着一步一步地走，并在这个过程中，注重创造本地价值。将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才会在穿越各种风浪后，迎来光明的明天。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朋友圈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