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刘金成董事长，您所处的新能源行业这两年特别热，但今年A股跌得最多的板块也是新能源。对此，您怎么看？

刘金成：我对新能源的未来充满信心。一方面，我国已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布局。中国新能源汽车从2011年时的“十城千辆”起步，经过十年的野蛮生长，2021年开始进入良性发展的新阶段。储能领域在2021—2022年也开始大规模成长，特别是当它逐渐构建起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后，成本的经济性优势开始凸显，再加上与光伏技术结合，一个全新的能源场景已经展现。

另一方面，从大的世界格局和行业发展看，新能源的发展刚刚开始。新能源发展还有具体的时间表，即习总书记所作的两个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想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离不开新能源的发展。

试想，哪个产业能让你看到未来30年的良性发展？答案唯有新能源。新能源发展的时间、路径图、需求量都是确定的。在我看来，不用担心股票的一时表现，新能源板块的股票会永创新高。

主持人：尹烨总，现在医疗反腐这件事，是否会成为行业发展的周期拐点？

尹烨：长久来看，还是要回归医学的本质。随着人类寿命的逐渐变长，各种各样的精准医疗也纷至沓来，它带来的问题是“用不起、用不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失败并不是技术没有做成，而是做成了大众用不起。

如果生命科学、医学科学的发展最终会让生命不平等，那么宁愿不做。医学要回归它的公益性。很多医生的墓碑上只有三句话，这三句话讲述了医学的本质：“很少被治愈，有时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学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交流。

任何行业都应该反腐，医学更要秉持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本质，让自身变得更加普惠、可及。下一代医学人，要将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再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普惠和平等。

主持人：张春华董事长，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否会被取代？

张春华：供应链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在过去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特别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把供应链的右半边做得一马平川、顺风顺水，让经济实现了良好的“内循环”，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助了一臂之力。在当前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对劳动力成本要素有苛刻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很关注微笑曲线的左半边，即“外循环”。在外贸供应链受到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外循环的发展速度确实缓慢了些。

微笑曲线的右半边供应链包括工业设计、工业场景、工业教育、工业MRO（指对工业品的维修、保养和运营所需的物品和服务进行的管理）等，在深圳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草根企业，从创业初期就针对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加强补链功效。

微笑曲线左半边的发展速度取决于我们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提高速度，现在已经提到了比较高的点上。换句话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销售舞台里的价格和价值，取决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这方面有挑战，但我们充满信心。

近两年，中国制造业到全球各地快速布局，我们的生产能力和产品的交付能力在全球也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在VMI、GAT、CKD、SKD、物流、海运、空运、海外仓、保税仓等一系列供应链左边的服务也在不断加强。深圳民营企业家已经非常明白供应链对深圳、对制造业的重要性。未来几年，也会涌现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帮助中国制造业打好出海基础。我非常有信心在深圳这座城市发展制造业。

主持人：洪滨作为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从你的角度能更好地观察中国和世界，请给中国企业家关于国际化战略的选择提些建议。

蔡洪滨：中国经济“赚快钱、赚容易钱”的时代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寻求海外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加积极寻找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之路。如果没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没有更高水平地参与全球经济的发展，绝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封闭状态下持续发展它的经济和社会，封闭只会变得越来越落后。从国家发展的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在当前这种复杂环境下积极“走出去”，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的。对企业自身来说，寻找海外发展的道路：一是可以扩大市场；二是锻炼自己的能力；三是分散可能发生的经营风险。

首先，很多企业“走出去”存在误区或失误，有些企业还是带着在国内挣快钱的心态出海，这种心态可能会让企业输得比较惨。企业应该积极深入地去研究海外的法规和市场，尽可能在合规方面做得更好。一旦在海外留下瑕疵，再想留在那里长期发展就存在巨大隐患。

第二，企业需要对国际人才高度重视。很多企业在国内有自己的体系和团队，就简单地将团队空降到海外，但如果对当地市场、当地环境，甚至当地语言完全不了解，就会碰到很多障碍。

第三，企业对海外不同市场的文化，要有高度的敏感性。很多企业在国外碰到文化障碍，对于企业的经营和声誉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中国企业现在要出海，香港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在香港待了6年，在与香港的企业家接触后发现，他们普遍拥有长期经营的意识。以前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一个挣快钱的地方，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香港企业家的心态都比较沉稳和长远，讲求持续发展。

而且香港与国际接轨，自身拥有丰富的国际化经验。香港的国际化不是简单的英语和法律体系，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传承。疫情期间，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分别在以色列、越南胡志明市设立了香港大学创新中心。我们前往这两个国家考察时有个深刻体会，香港的企业家与社会密切结合。他们的连接能力、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合作经验等，都值得想要出海的企业家学习和利用。从这一点来说，香港未来会成为中国企业家出海的一个桥头堡。

主持人：王石主席、罗康瑞主席，这两年房地产行业惊雷滚滚，很多企业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债务和流动性问题。房地产行业这次摔得这么惨，要通过什么样的创新，才能让它慢慢站起来？

王石：任何行业都有周期，在周期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这在全世界并不鲜见。房地产行业的调整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得往前看。企业发展起起落落很正常，无论是香港、台湾，新加坡还是欧美，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房地产行业还会存在，但适时的调整是必要的。未来房地产企业怎么活下去？ 2015年以前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坚持！”经济周期就是这样，上下起伏才是常态，所以要坚持下去。

当前房地产行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商的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但结合香港的房地产来看，无论是新鸿基、瑞安还是恒隆，它们的资产负债率都非常低。香港的房地产商为了做好房地产，开发速度非常慢，一步一个脚印，并不追求高速运转，水平非常高。我对以新鸿基为代表的优秀香港房地产企业表示敬意，他们都是万科学习的标杆。

香港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沉淀了很多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合作过程中，香港企业家又把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做法引进国内。我们当下学习香港，一点都不过时。例如，万科现在很关注日本，我们在日本的很多合作就得到了香港驻东京办事处的协助，他们和日本打起交道来非常成熟。

中国企业要出海，可以多借助香港政府和香港企业在海外的众多成熟渠道，多借鉴香港经验。

罗康瑞：我相信房地产不会死，行业一定要跟随社会的不同阶段、不同需求而变化。我们在香港那么小的地方建了70年房地产，到今天香港还是缺房子。现在内地很多人买了房子，但房屋质量基本达不到购房者要求，尤其是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型的购买需求一定会很大。所以我一点都不悲观，反而觉得在当前这个行业大调整时期，正是去买地的时候。

王石说香港这些开发商都很稳健，今天来看，稳健的原因是大家都有很多痛苦的经历。我自己都已经看过行业7个高低潮，很多香港的开发商都破产了。但过去20年，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大调整，内地开发商采用的是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三高”模式，当市场突然需要调整时，这些企业基本没办法应对，它们对于市场将会衰退的趋势完全不知情，所以这次调整对它们来说，一定非常痛苦。

瑞安集团也一直不断地调整自己。上海新天地项目已经建成23年，市场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市场、适应更高要求，任何行业都需要保持这种心态。

主持人：罗先生说，中国的房地产商以前没有尝过苦头，所以这次刚尝到一点苦辣的滋味，就已经叫苦连天。刘金成董事长，您认为如何才能让新能源企业不再走今天房地产的老路？

刘金成：听到房地产行业的叫苦声，我们制造业只想送它们两个字：“矫情”。制造业企业一年想要做到1000万元的销售额，都要拼命地举家连夜加班。而房地产行业卖一套房子就是1000万元，凭什么说自己困难？我们锂电池产业是技术、资金、管理密集型的行业，三者缺一不可。资金和管理在当前还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看好，也有很多投资者。新能源行业真正的竞争力来自企业的创新能力。

我从1985年大学毕业至今，做电池已经整整38年。我们曾有一个理想：让中国的锂电池不再落后。后来这个理想实现了，当我们每一次的新技术和产品出海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专利战”。在当前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发展过程中，国内公司的专利战可能会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企业在这个阶段的竞争，完全取决于技术能力是否足够强。这与房地产行业是不同的。

随着企业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资产规模也会快速增长。有些新能源公司都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这样会获得资本市场的加持，公司表现好，股价高、市值高就可以融到更多钱。这在当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由于全世界都需要应对气候变化，都对新能源电池有要求，我再分享电池行业的几个主要指标。

一是我们现在要求工序良品率做到99.999%，即5个9的高质量标准；二是客户要求我们产品的不良率是0.01ppm。ppm的意思是十的负六次方，加上两个0，是十的负八次方。学过化学的都知道，原子量级的就是十的负八次方、负九次方，十的负九次方就是纳米级。

把上述指标放在一起就能看出，电池行业可能不应该和房地产行业比较，而应该与芯片产业相比较。它与芯片产业唯一不同的是，芯片产业是我们被美国人“卡脖子”，而电池产业，如果我们自己愿意，是可以卡一下别人脖子的。

做电池是一件苦活儿，但为什么中国的电池行业能够走得这么快，而且能在行业里具备创新能力和一定的市场规模，能让全世界都需要我们？

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中国人很勤奋聪明，还有一方面是得益于过去的“工程师红利”。我们国内头部企业的研发人员已经有大约15000人，像我们这么小体量的公司研发人员也有大约5000人，国际没有任何一家同行公司有这么多的研发人员。

此外，我们的微创新也做得很好。我们的生产线、生产工厂都推行全员创新，千千万万的工程师累积起了中国产业链的优势，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是全体产业线上的从业者，用知识和勤奋累积的结果，它对全人类未来的持续发展会作出重要贡献。这是一个产业链为欧洲、美国乃至全人类提供技术和产品的新时代。

我们这次去参加英国银石赛道的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主动邀请我们创造一种新电池，为夺得2026年一级方程式比赛的冠军提供助力。这就意味着全球将来跑得最快的汽车，要想夺得冠军，就需要使用中国的技术和产品。

大家也看到，宁德时代和福特的合作，是福特来支付技术使用费。美国也有公司想要我们入股，我们就表示不出钱，让他们提供技术服务费。回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我们何时去找美国、欧洲的头部企业、500强企业收取过技术服务费？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

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资本，都要相信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力量，要对我们保持信心。

主持人：请各位最后再简要总结下大湾区企业家身上的特征。

蔡洪滨：大湾区企业家的特点与这片土地的特征分不开，海洋文明、中西交汇的地域塑造了开放、包容和平等的文化氛围。“平等”这一点，在企业家精神里提得不多，但非常有意义。大湾区商业文明的平等、共赢、互相探讨和交流的意识比较强。大湾区企业家在上述文化的基础之上，孕育了特殊的企业家精神。

王石：2003年，华大SARS疫情一战成名，我在北京因此认识了华大集团董事长汪建。2006年，汪建考虑将公司从北京搬到另一座城市，我问他：“为什么你们不到深圳来呢？”汪建说：“我们也知道深圳不错，但我们对深圳是‘两眼一抹黑’，不认识什么人，你能不能帮我们介绍认识下深圳的政府领导？”我说，深圳的政府领导我也不熟，他就很意外：“你作为著名企业家还是从深圳发家的，怎么连深圳领导都不熟？”我说：“我真的不熟，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深圳的原因。”华大最后真的搬去了深圳。

企业家来到深圳，不需要担心和领导熟不熟，只要产品做得好，企业做得好，政府领导会主动找你。深圳机场有句标语我非常欣赏，“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就是深圳企业家的特点，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这样包容开放的态度，是大家面对未来应该保有的心态，只有包容开放，才会帮助我们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让中国的文化影响世界的未来。

尹烨：所有的城市都在鼓励创新，但深圳就说了“四个字”：容忍失败。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而且大湾区的企业家对技术都很敏感。因为当下人类最大的挑战是，大家对技术很钝感，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都走到一定份儿上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感觉。深圳大湾区的企业家对技术始终保持敏感，这一点非常难得。

罗康瑞：我用一句话总结大湾区企业家的特点就是：永远保持学习拼搏、求进步的心态。

刘金成：关于大湾区发展，我最真实的感受就是两个词：创新、发展。

张春华：作为企业家，我们要永远要记住“行稳致远”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业绩治百病，服务定天下，现金解千愁，变现为核心”。

刘金成  亿纬锂能董事长

尹烨  华大集团CEO

张春华  朗华集团董事局主席

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名誉主席、万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蔡洪滨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经济学讲座教授

罗康瑞  瑞安集团主席

宋立新  英才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内容节选自2023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开幕主题论坛：协同创新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