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体量、人口和功能等各方面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我们把世界上其他三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科技）、纽约湾区（金融）、东京湾区（制造）”加起来，其实就是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优势。中央港澳事务办公室、广东省人民政府已经清晰地将大湾区的优势发展和规划都写出来了，我就不赘述了。

二十年前，我还在香港特区政府任职时，就非常希望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科技流”这“五个流”的发展。二十多年来，两地人口流动不断上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前，每逢周末或假期时，很多内地居民都会到香港消费，现在由于交通变得更加顺畅，香港人反而经常跑到内地“反向消费”。于是很多人也产生了疑问：香港以后的竞争力在哪里？未来，香港对大湾区还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地方？

香港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员，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金融监管完善，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很受认可，而其中在高等教育方面，香港就可以为大湾区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早在1990年，国经兄（冯国经）就把我“坑”到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去工作。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功能有点类似于内地的高等教育委员会，区别在于香港的教资会里面没有政府人员，高等教育的资源都交给教资会分配。

香港当时只有三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刚刚成立的香港科技大学，三所大学没有一所大学在国际排名中比较领先。当时我们就采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增加高校资源，同时用机制增加高校之间的竞争，资源的分配与各高校的科研成果、教学效果相挂钩。

30年以后，香港已经有五所高等院校跻身全球高校100名之内，这种教育的进步与变化，在全球的任何一个城市都非常少见。

除了资源优势，香港还坚决给予院校高度的自主与学术自由，包括“收生自主、招聘自主、教学内容、研发领域、经费自主”，这五个方面全是由学校自己决定的，政府不会干预。

政府如果要委托大学做研究，就会专项拨款，但经费在校内如何分配，院校有绝对的自由。有了上述五项自主之后，学校也就有了学术自由，所以香港的高等院校在基础研发方面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基础研发的成果，香港在落地创新方面的成果也不少。比如，深圳其中一个明星企业：大疆科技，创始人汪滔就是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的；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卢煜明教授，他是分子生物学的临床专家，创新的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突破了医学界认知；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叶玉如教授，在神经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世界超前的，此外，其他大学如香港城市大学也有其他生物科技方面的领先研究技术。

因此，凭借从人才到科研方面的优势，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为大湾区乃至全国做出应有的贡献，特别是现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很多美国华裔的科学家可能也愿意回国工作，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落脚点”，毕竟香港薪酬比较高，环境比较国际化，如果能够好好利用香港的大专院校的功能和优势，就能吸引很多华裔科学家回国服务，进一步提高师资力量和研究水平。

香港拥有生命科技和医疗两大优势

还有，香港在生命科技和医疗服务领域，可以与内地、大湾区一起发展。

在生命科技方面，香港大专院校人才济济。香港现时在生命科技发展的支持政策比较完备，科研基础设施和配套比较健全，生物科技产业的融资环境比较友好，香港同时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很多PE、VC风投都在这里，我们的税比较低，比较简单。不过，香港虽然有很好的科研能力和支撑政策，但香港缺少病人，很多病的研发要做临床，没有一定数量的病人就没办法做临床，而且香港总人口也只有700多万人，市场很小，内地这在方面正好可以互补，生物科技研发也可以与香港合作。

此外，国外连续多年都将香港医疗制度的有效性排在全球前列，在医疗服务方面，香港也可以为大湾区服务。香港在药品、设备、诊断的工具等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很多内地人也很认可香港的服务水平，所以香港可以作为比较理想的平台，帮助内地患者采用国际先进的临床技术，防病治病。香港的临床数据也都获得了美国FDA、欧盟EMA和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等认可和注册。香港对传染病的防治也有很好的经验，以供大湾区和中国其他城市借鉴。

以前我们看到很多人来香港就医，现在由于种种原因，香港医生也不够。如果我们不把私人医生计算在内，绝大多数市民到医管局的医院就医，以公立医疗体系来算，1000个病人，香港对应的只有1个医生，比内地的比例还低很多。在香港公立医院想要预约一个MRI、CT影像，非急诊的要等56个星期，超过一年的等待时间，有些慢性病甚至要等90多个星期，相当于要等两年。

因此，内地特别是大湾区现在的私人民营医疗机构也逐渐变多，如果与香港政府、香港医管局达成合作，就能互利互惠。我联合创办的新风医疗集团，旗下和睦家医疗，已在福田区运营一所大型综合民营医院：深圳新风和睦家医院，就在地铁沙尾站出口。现在从香港坐高铁只需要14分钟，就可以到深圳福田。在实现医疗和交通互通之后，病人就可以到像和睦家这样的医院就医，大大缩短了在香港轮候的时间。有些从境外采购的药，内陆采购的价格就比香港低，比如，治癌的药K药，在香港大约要花5万元/月，在内地大约花费是3万元/月。很多内地市民还可以到香港寻求创新药和医疗器械来治疗疾病；还有，香港在辅助生殖方面的政策也比内地宽松，这也有助于我国政府推行多生多育政策，增加我国人口。我们还鼓励人才流动，香港医生现在可以到内地执业，无论是生物科技或医疗，对大湾区的融合与发展都益处多多。

我作为南丰集团董事长，除了做房地产与财务投资外，六年前，我们就着力加大生命科技的投放，董事会拨了大约20亿美元（140亿人民币），主要投资新药研发，团队主要在旧金山、上海和香港，我们现在投资了68家企业，33只基金。南丰在生命科技的房地产也投得比较多，特别是在波士顿、纽约、伦敦投资最多，在上海也刚开始尝试做。

我们现在在做共享市区办公室，在波士顿的金融街市中心，把写字楼改成实验室，让科学家做实验，还给大型生物科技企业量身定制租用室。因为波士顿有非常强劲的生命科技的研发能力，所以我们就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隔壁，建立了共享办公室。

我创办的新风医疗集团在过去六年，从0到1覆盖了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康复医院、肿瘤中心、门诊、互联网医院和医疗保险等全产业链，和睦家医疗现在也是中国比较领先的私立医疗服务供应商，致力于贯穿康复、居家医疗、保险、房地产等全方位医疗，从预防、保健到有病就诊断、治疗，再到之后的康复，全年龄段的医疗康复都做起来，致力于从辅助生育做到临终关怀的全生命周期覆盖。

我们希望通过南丰集团和新风天域的努力，能在医疗领域和生命科技领域推动大湾区发展，特别是充分推动香港在建设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

最后，希望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扩大投资，服务更多患者，实现集团使命：用爱心，做“好事”， “做好”事。

（梁锦松  南丰集团董事长、新风天域集团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原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