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遭遇“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

我想分享一下自2022年我受聘于香港大学以来，对香港和香港经济的一些研究和认识。

众所周知，当前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困难，但香港也曾有一段顺风顺水的时期。彼时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是一座“左右逢源”的城市，即西方经济好的时候，香港也好，中国经济好的时候，香港也好。即便有一方经济不好，香港的发展也依然有所支撑。

但现在香港从“左右逢源”变成了“左右碰壁”，无论东方与西方哪一方出现问题，香港都会遭到波及。香港到底经历了什么？现在又遇到了什么困难？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格局？特别是作为大湾区的核心城市，未来深圳和香港双城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契合？我想这是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香港在过去4年经历了多重冲击，简单来说，就是遇到了“两只黑天鹅”和“两头灰犀牛”。黑天鹅之一是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这场动乱对香港的社会造成很大冲击，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国安法》）的出台，香港开始了“由乱转治，由治及新”的历程，但社会层面的创伤还需要一段时间加以抚平。另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巨大冲击的新冠疫情，其中，香港应对疫情的经历又很特殊。香港由于特殊的体制、机制原因，既要与海外联通开放，又要做好与内地的协同往来。在中西方两种疫情防控模式之间做出很艰难的平衡，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虽然当前疫情的影响逐渐弱化，但其对产业链形成的冲击、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对香港与国际关系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恢复还需要时间。

除上述“两只黑天鹅”外，还有“两头灰犀牛”。所谓“灰犀牛”，通常用来比喻已知其存在但并不知其何时暴发的风险。该类风险一般早有预兆，但没有被充分重视，或在浓雾之中，或在深水之下，或在触发事件之后突然浮现。灰犀牛之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这头灰犀牛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愈演愈烈。灰犀牛之二就是中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一个长期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总有调整的时刻，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在“两只黑天鹅”“两头灰犀牛”的冲击叠加之下，当前香港遇到了特殊的困难，伤了元气，少了人气，也损了心气。那么，未来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呢？

香港曾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在殖民时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在中国的转型巨变中，均作出特殊贡献。辛亥革命在香港进行策划、组织与经费筹集，孙中山是香港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抗战初期，香港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很多海内外人才回到香港报效祖国；韩战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是香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又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深圳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毗邻香港”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历史节点，在中美博弈、逆全球化抬头、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背景下，香港还会一如既往起到重要作用吗？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

香港的未来充满潜力和动力

我初步分析，“香港行！”香港总能在中国的特殊时期发挥特殊作用，未来也一样。大约在1945—1952年期间，香港人口由1945年的60万人，增加至1952年的280万人，这期间香港每年约增加30万人口，这每年新增的30万人口其实是后来香港成为四小龙的一大重要基础，这些流入的人口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建设资本。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香港的工业北移，香港又遇到新的发展机会，依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的融资，香港逐渐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投资中国的窗口。在这样特殊的机遇下，香港迎来了飞速发展，但也造成了自身产业结构的畸形，严重依赖金融及贸易物流产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

无论是美国过去提出的“脱钩”还是现在提出的“去风险”战略，都不改中美博弈的基调。现在西方已经把香港和大陆完全划在一个标准里，香港承担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础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在“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的框架下，未来香港还会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吗？除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还会是什么呢？拨开迷雾看本质，我认为香港依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香港，甚至是一个更有价值的香港，其价值来源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来源于特殊时期国家发展赋予香港的责任和机遇，祖国所需，香港所为！

在极限思维下，全球华人资本在西方是不安全的，华人科学家、高端人才在西方也是不安全的，他们希望回归中国，到中国来开展科学研究、成就事业，那么有什么地方是更适合他们施展才华、发挥作用的呢？考虑其长期以来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香港是一个重要选项。但香港有条件吸纳那么多科学家吗？现在没有足够的条件，但未来我相信香港可以做到，因为有祖国强大的后盾、有靠近深圳的优越位置、有大湾区的结构性需求，这是香港的潜力所在和动力源泉。

当前香港的人口约为733万，深圳的人口是1766万，香港约占深圳人口的41.5%；但是香港的土地是1113.76平方公里，深圳是1997.47平方公里，香港占深圳土地的比例是55.75%，意味着深圳的人口密度比香港还要高，如果再加上海洋面积，那么香港占深圳土地面积约为87.65%，但人口只有41.5%，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规划面积达到了300平方公里，而深圳特区线内只有320平方公里，如此相比，未来香港还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进行布局。再例如在资本领域，即便经历了如此大的产业调整和外部冲击，香港本地的银行体系和财团受到的损失仍相对较小，可见香港是非常稳健的。

香港在教育和科技两大领域优势突出

“一国两制”之下韧性强、潜力大的香港，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香港还有什么优势可以挖掘？我认为香港有能力在教育、科技两个领域里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是教育领域。2023年QS排名前100名大学中，香港拥有5所，科研实力雄厚，当然香港的大学也有很多不足，香港大学QS排名也不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但我认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脱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国际化人才，需要通过全英文的语境去培养人才，这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教育体系中可以得到实现。

我在内地及香港均有过高校任教经历，就个人感受而言，我觉得这两个体制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需要香港这样的教育体系。香港现在的高校生人数只有大约30万人，占其人口比重在4%左右，而武汉和广州高校生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均在8%以上，如果仅考虑广州、武汉城区人口（均约为700万），那么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高。与广州、武汉等教育重镇相比，香港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比偏低，且香港的大学老师60岁就要退休，如果我们把在校生比例提高，就能吸纳更多的国际人才，包括更多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科学家来香港工作，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高端人才，香港也可以吸纳更多的科学家。此外，教育在香港是一个产业，现在每个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费用，收费大约是35万到40万港元，现在申请与录取的人数之比大概是10:1，从全球高校申录比例来看，香港的录取率也比较低，希望来港读书的学子人数较多。若高校扩招30万研究生，则每年可收学费超过1000亿港元，加上衣食住行消费，是个可观的市场。可以说，未来香港教育行业的发展潜力很大。

另一个是科技产业。香港现在不是一个科技城市，也不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是香港有条件发展科创产业，香港跟深圳一样，有着背靠祖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内地也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在此基数上，香港具备吸纳大型科技企业的条件，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了吸纳全世界的华人科学家，香港的税收低，产权清晰，企业上市比较容易，再加上熟悉的语言环境、网络环境、教育环境，以及相对便利的国际交流环境，对于来港工作、定居的高端人才来说，香港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么，香港发展科创产业是否会削弱深圳？我认为不会。在推进大湾区发展的过程中，要看到香港与深圳各有优势，既要有自然分工，也要有科学布局，更要有良性竞争。香港如果有更前沿的国际上的科学技术研发，深圳也就有更好的、更进一步的深度开发和应用，还有直接对接国内的广大市场，这两个城市是完全双赢的。我不太赞成“如果深圳的华为、比亚迪、腾讯有一部分研发中心去了香港就影响到了深圳”这种说法。我认为，需做到应深尽深（应该在深圳的就在深圳），应港尽港（应该在香港的就在香港），形成良性的竞争格局。

整体而言，我认为大湾区的根本优势是因为有香港，香港最重要、最根本的优势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意义上看，大湾区是一个优势的转换之地，也是一个优势的再造之地。我也相信香港和大湾区一定会在这场大变局的历史大考中交出美丽的答卷，也一定会谱写出新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历史篇章。

（毛振华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中诚信集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