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的重要论述，既充分涵盖ESG的理念，又远远超出ESG的范畴，充分体现了大国智慧和大国担当。作为一种创新实践，中国的ESG发展既要在全球视野下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又要守正创新、自信自强，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基于这一认识，我分享两个方面的看法：首先是全球ESG信息披露的发展态势，其次是中国推进ESG要注意的问题。

一、全球ESG信息披露趋势

从我的观察看，全球ESG信息披露呈现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披露规则正在经历从“多标准”向“一基准”的转变。大家知道，ESG涉及议题众多，不同议题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营商环境，对议题的关注度也各不相同，这就在客观上导致ESG规则在过去一直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国际上对这种状态有个形象的描述，叫“字母汤效应”，类似中文的“乱成一锅粥”，呈现出九龙治水、无所适从的状态。一家国外公司曾经表示，他们编制ESG报告要参照190多个标准，这是多标准的一个生动写照。多标准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是遵从成本高，选择余地大，可比程度低。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制定一套全球可比、成本效益高、可验证和可强制实施的国际报告基准，这套基准并不是一统天下、一花独放，它可以采取积木法，提供一个平台和底座，不同监管部门、不同行业可以在这个底座上叠加规则，但底座必须是统一的。这就是2021年11月在英国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40余个国家支持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框架下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趋势是，披露要求正在经历从“选答题”到“必答题”的转变。推动这一变化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监管部门“有形的手”，即政府出台政策，交易所提出信息披露要求；二是市场准入“无形的手”，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三是投资机构用脚投票，越发重视在投资行为中贯彻ESG理念，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将不被纳入投资计划。这三个方面都会推动更多企业将ESG作为必答题。

第三个趋势是，披露内容正在经历从“自由体”向“结构体”的转变。自由体是指，与企业自身有利的多说，与自身不利的不说、少说或者笼统地说，这其实是把ESG当作了一种公关和宣传的手段，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结构体是要对报告背后的ESG管理实践做出统一规范的判断流程。以ISSB发布的首批两个披露准则为例，对结构性要求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责：企业内谁主导和统筹ESG事务，是董事会、管理层，还是专门委员会？能：具体负责ESG的团队，是否具有履行职责所必备的能力；勤：ESG管理的具体履行过程，包括听汇报、做决策、抓落实等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绩：董高监的薪酬是否与可持续管理绩效挂钩，等等。这只是治理(G)这一个要素的披露要求，按照TCFD框架，在治理之外还有战略、风险、目标和指标，每一个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结构化要求，这也保证了信息的可比性。这种区别有点类似于自由访谈和结构化面试。

二、全球趋势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上述趋势对中国推进ESG工作有什么影响？我认为影响主要体现在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从规则上，要注意先行先试和后发优势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优秀企业在ESG方面开始了先行先试，习主席提出双碳目标后，这一趋势又有更大加速。证监会最新公布的资料显示，A股上市公司有5000多家，其中已有1700家企业在2022年单独披露了ESG报告，大概达到了1/3的比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但总体上说，我们在ESG方面处于后发阶段，这也给了我们在规则制定上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空间，因为国际上有标准、有基准、有实践，我们在制定自己的规则时，要充分借鉴其他已经成型的标准，又要守住ISSB发布的全球基准，同时鼓励开展创新实践，这才能够充分发挥好我们的后发优势。

二是从监管上，要注意漂亮报告与优秀管理的关系。在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中，要注重报告后面的ESG管理，尤其是对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管理。有位专家说，没有ESG管理的ESG报告就是耍流氓，这反应了一定的道理。所以，好报告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管出来的，要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进一步提高ESG报告的质量，既要从严监管，坚决惩治漂绿行为，又要建立安全港制度，鼓励企业充分披露信息。

三是从披露实践看，要处理好拿来主义和创新实践的关系。这个逻辑也好理解，中国的ESG实践必然要经历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过程。企业要有这个意识，ESG是一项战略投资，不是沉没成本，要从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价值观角度来重视和推动ESG工作。正如一个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所倡导的那样，从ESG实践者变成ESG赋能者。通俗地表示，就是要从学生到老师，从普通参与者到优秀标杆者。企业要有这种雄心，ESG工作也要有这种目标。

（张政伟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主席特别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