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的基本情况和产生背景

近年，大家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了气候变化，比如2021年郑州水灾、2022年长江流域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森林山火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与稳定产生很大冲击。回溯历史，几十年前全球就已经反复讨论气候安全问题，形成的共识是，各类污染物排放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直接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类该怎样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不仅要可持续，还需要追求高质量，中国更是这样要求自己。我们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未来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但在实际发展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出现“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情况，走上发达经济体曾经出现过的“先污染而后不得不治理”老路。

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就是意识到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一定要解决。同时，因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过多而带来的气候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成了全球都必须面对，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大家看法并不统一。

当然，在某些事情上，大家看法还是一致的。比如二三十年前，各国都关注臭氧层空洞，也认识到它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构成了威胁，当发现它与制冷所使用的氟利昂有关时，全球形成禁止使用氟利昂的共识，中国也跟随世界步伐，在制冷设备中禁止使用氟利昂。

臭氧层空洞控制得比较好，但能这样形成共识、对症下药并解决问题的领域还不够多，在更多领域存在的是争议与困惑。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提出，历史上早有冷暖交替现象，因此当前的气候变暖或许只是重复历史轨迹，而不能认为是一个根本性变化。言下之意，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威胁被夸大了。

我个人认为，当时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并不充分，后来竺可桢先生去世了，也没能够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没能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

气候变化与工业革命后碳排放量急剧增加是不是存在关系？科学上如何判断两者的关系？虽然至今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越来越多研究者、观察者愿意采取积极防备的态度，特别注意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对气候的影响，促进各经济体通过绿色低碳发展，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冲击。这种理念会影响到产业发展中的高质量和高水平环保诉求，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中国而言，积极防备的视角非常值得重视，我们至少要防患未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大方面放在同一高度加以强调，是前所未有的认识框架，这也非常清晰地表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在气候安全和零碳愿景方面,与国际共识是一致的。2020年，中国又对全世界庄严承诺——力争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

在我看来，这个庄严承诺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宣传我们的生态目标，它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以及现代能源体系建设，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意识到自身现代化、和平崛起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发展过程。

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双碳目标，虽然可以继续做学术层面的讨论，可以继续注意国际上的新认识和新进展，但一定要从战略思维的高度、以积极防备的视角认识气候问题，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追求双碳目标，进而促进气候安全、实现零碳愿景，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确立的方向。

气候安全与零碳愿景的基本解说

企业界朋友在面对生产经营的现实，面对市场竞争的诸多挑战时，应该汲取中国古老智慧：取势、明道、精术、择时。

“取势”是要看清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生态安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

“明道”是在认清发展大势之后，洞悉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和正确要领。

“精术”是将一切“细节决定成败”的具体事情、具体细节做到极致。

另外，还要掌握好市场竞争中的时机，即“择时”。

绿色低碳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属于全球公共产品，在消费上没有排他性，个人和企业很容易形成“搭便车”的心理和行为，这种集体非理性被学术界归结为“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并不能有效解决污染。要防范过多碳排放和不良污染物排放，促进气候安全和实现零碳愿景，必须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合理发挥政府作用。

在气候安全和零碳愿景上，必须明白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局限性。但同时还要重视另一个概念——政府失灵。也就是说，政府行为亦有可能会出现偏差和扭曲，违背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概念都要纳入我们的视野。

2022年，我们特别感受到了长江流域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在高温、干旱、山火等一系列气候危机压力之下，应该怎样破解气候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句话之后，紧跟着还有一句话：“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认为，在绿色低碳方面，确实应该援引后面这句话，发挥好政府作用是现在缓解市场失灵的一个必须选择。在防范政府失灵的情况下，政府作用主要体现为服务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矫正市场失灵，服务于气候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

政府如何应对市场失灵？我认为有四种手段可以采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教育。这四种方法，政府都要考虑怎样正确地发挥作用。

在法律方面，我国已经有了《环境保护法》，前几年还进行了修订。有学者说，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一分立法，九分执行”，让《环保法》形成“铁嘴钢牙”，环境保护与绿色低碳发展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我不太赞成这种说法。法律固然非常重要，但《环保法》落实执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在我国行政体系里，环保系统在基层的机构是环保所，想将法律规定的原则全部落实，理论上，说中国大地每一个环保所的工作半径合成要对 960 万平方公里全覆盖。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非常远，现在有能力做环境保护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工商业比较活跃的发达东部地区，中部、西部许多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设置环保所，无法实现工作半径合成严丝合缝国土全覆盖，而很多环境污染案例与环保所覆盖面不足密切相关。

即便千方百计建起更多环保所，工作半径合成实现国土全覆盖，效果就一定好吗？不可回避的是，环保所执法人员会在工作中碰到所谓“拉关系”“处关系”的问题，如果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关系好，可能出现不良之风，输送利益甚至滋生腐败。反之，如果被监管者不擅于处理这类关系，企业正常经营可能会受到严重干扰。

以为仅靠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就可以实现气候安全、零碳愿景，就想得过于简单了。行政手段结合法律手段是必须的选择，但还远远不够，应该更加积极地考虑以利益引导为主的经济手段，使千千万万市场主体、消费主体形成内生的自觉性，愿意在绿色低碳取向上形成自己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消费方式。

利益引导可能是有效弥补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局限性的一种经济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引导机制应体现在政策工具方面，比如对污染排放主体征税，对排污企业形成经济压力；资源税也是对资源开发利用附加的经济负担，使相关主体更看重资源的金贵性，千方百计地开发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老百姓如果在消费方面受到了税收因子的影响，就会更多地考虑购买节能灯泡、节能电器、节能与低碳汽车等，这些都是经济手段的调节。

同时，还有与税收在经济意义上相同、作用机制上有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比价关系——价格形成机制。当然，这种比价关系应该在合理范围之内，使和污染相关的能源、资源产品运用对使用者来说更趋向于金贵，从而让他们精打细算，对绿色低碳在价格机制上产生积极引导。

现在大家经常讨论碳交易，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市场化机制，国内的电力、钢铁等领域已经推行碳交易调节机制，其运作原理是对相关主体进行客观分析后安排碳配额，这些配额在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经济方式调剂余缺，鼓励绿色低碳水平高的主体扩大市场份额，迫使绿色低碳水平低的主体改变生产经营方式。我国已经把新能源、绿色低碳产业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这些产业的相关主体，还可以提供必要的开发性资助、政策性补贴、优惠贷款，等等。

以上是经济手段的几种常见方式。我认为，现在对于中国双碳目标来说，最有难度但也最值得重视的，应该是怎样使经济手段更充分地发挥作用。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当然需要多种手段并用，但是我们要构建统一大市场，要更好地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型发展格局，同时又要面对全球竞争，在这样一个宏观视野之下，多种手段并用的同时，要更多地注重经济手段的培育，使经济手段合理地、尽量充分地发挥作用。

此外，也要注意培养企业自律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机制。现在，越来越多企业界朋友知道ESG的概念，它更多是通过企业自律和行业自律形成道德伦理，而且可以指标化。但我所说的经济手段，在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培育及发挥道德伦理作用的同时，还能追求经济效益，使企业愿意长期追求绿色低碳。

实现零碳愿景需化解两个悖论

我认为，在追求“双碳”目标、实现零碳愿景的长期过程中，需要在化解两个悖论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个悖论在企业和消费者方面。大家潜意识里认为，绿色低碳发展是别人的事、政府的事，一旦听说燃油会越来越贵，电价会越来越高，很多企业及消费者就非常愤怒。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电和油等基础能源价格提高，有内在合理性。

中国现在的电力供应仍有 2/3 以上是火力发电，煤电是造成雾霾、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碳排放相当高的能源使用模式。而中国资源禀赋是以煤为主，我们正在努力降低煤的使用比重，但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将以煤为主，这个基本能源格局短期内改变不了。

想更好地减少用煤造成的碳排放，就要努力推进节电。节电就是节煤，节煤就是减少雾霾，就是推进绿色低碳、促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支持我国现代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企业界人士和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消除原有思维，不能认为长久稳定的电价、油价、天然气价格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个悖论是，中国政府部门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规范自己，在行为上革自己的命。被政府强力控制的电力部门必须改革，这些年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还不够彻底。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生态文明目标，但相关改革过程总是步履维艰，往往难以冲破利益固化藩篱，这限制了“双碳”目标下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伴随的是政府失灵下的误区，不作为甚至乱作为。

消除这两个悖论是一个系统工程。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在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气候安全、零碳愿景相契合下实现的，一方面要有持久作战的战略性思维，有耐心长期奋斗下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心态有所作为。

未来一段时间，要特别注意中国的电力供应，优化它的价格形成机制。企业界人士、消费者要理解这样的价格弹性调节，接受电价提高、资源和能源产品更金贵带来的经济压力，顺应比价关系的变化，调节自己的生产与消费行为。

当然，政府也必须掌握好提价的力度，比如每一轮提价只能使少数企业在优胜劣汰中被淘汰，大多数企业经过努力可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对于社会成员而言，低保标准也要及时提高，以保障最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我相信，有了市场主体、社会成员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克服上述两个悖论，从而实现中国的零碳愿景。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