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集中谈三点：第一点，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第二点，经济增长要创新；第三点，怎样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何时可以变成高收入国家？

或可实现每年6%的增长

第一，我们讲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对中国来讲，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大的大局，因为我们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实际上，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并且服务业的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必然就越大。那么，如何使经济体量变大，以及服务业的占比提高？当然需要提高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就要经济增长。

第二，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包括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但经济是基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定在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50%，大约是韩国在2002年时的水平，是一个应有的要求。但是目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多，要从只有20%多变成50%，而且希望在2049年就实现，必须有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另一个大局是，我们现在面临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样来驾驭这个大变局？只有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美国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因为到那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大概率也没有手段来“卡我们的脖子”。

第三，美国还需要中国的市场来维持美国自身的就业，维持美国自身的发展。这些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我反反复复地谈，中国到2035年之前应该还有8%的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什么含义呢？就像大家买汽车，要看技术指标，比如最高时速是多少。增长潜力是从技术面来看，在不过度消耗各种资源的状况下，可以维持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已经论证多次，到2035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当然，有这样的增长潜力并不一定代表每年都要以8%来增长，就像汽车的时速可以达到300公里/小时，但并不是每次开车都要开到300公里/小时，因为必须结合当时的天气状况、路况以及驾驶人员的身体状况。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8%的增长潜力代表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国内、国际其它方面的要求以及状况。考虑到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中国应该可以实现每年6%的增长。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比我的预期低，但是5.5%是实事求是的目标。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猛涨，粮食价格猛涨，还有一些矿产资源的价格猛涨，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给国际金融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入国，各种原材料粮食的最主要进口国，当然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我们把目标定在5.5%左右，是一个合理的、实事求是的目标；并且现在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已经超过18%，若以5.5%来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还会贡献1个百分点，在25%左右，中国仍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所以，在这样的增长目标上，中国发展的基本态势还是可以维持的。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努力一点可以超过5.5%，让它更接近6%。

创新的法宝不能丢

第二方面我讲创新。经济发展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等等。那么，经济增长就不能只靠要素投入的平面扩张，复制老古董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有创新，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越来越高，作为发展的主要来源。但问题是怎样创新呢？学界与媒体谈到创新，通常强调的是发明。这样的思路和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流经济学来自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在全世界最高，代表技术水平和产业附加价值也属于世界最高水平，所以它们要想发展就只能靠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但是在增长核算时，这些发明的投入并没有作为要素投入。所以，它就会变成大家非常崇拜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它衡量的是你在发明投入的时候所取得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发达国家靠发明的方式来取得创新，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有高有低，但是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大概是每年3%左右。其中，人均GDP或者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约是2%左右，人口增长1%左右。

中国现在还属于在追赶的国家，创新的含义对追赶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因为创新就是在下一次生产的时候，你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或者你新进入的产业，其附加值比你现在的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用的技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差距。我们可以把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创新的来源；在产业升级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但附加值比我们高的产业，引进、消化、吸收，这种方式通常成本比较低、风险比较小。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使用这种方式，它的创新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产业升级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发达国家快，但是它的TFP比较小。因为引进技术，或者是产业升级引进成熟的产业，一般都是买更好的设备，在增长核算的时候，增速创新已经包含在资本里面没有剩余项了，TFP就会比较小。但是，这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高速且低成本增长的一个法宝。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年均九点多的经济增长，其中有多少是靠中国自己的发明？不是完全没有，但是绝大多数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仅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处于追赶阶段的时候，他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但是TFP通常都会很小。所以我们要打破迷思。

当然，学界也在讨论，中国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已经40多年了，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了，快要变成高收入国家了，那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机会引进、消化、吸收了？我们是不是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才有创新了？我们是不是必须要追求以TF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创新方式了？

我们要看实际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把中国现在的产业分成五大类型：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中国有、发达国家也有的产业，但是中国的技术和产值都不如发达国家；第二类是领导型产业，中国在这个产业领域已经是世界第一，例如家电产业、5G通讯，等等；第三类是转阵型产业，过去中国很有比较优势，但是现在失去了比较优势，像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第四类是新经济给中国带来换道超车机会的产业。因为新经济产业的特性是研发周期特别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而中国是人力资本大国，再加上中国有国内大市场，产业配套齐全，所以中国在换道超车产业上可以靠自己的发明，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那些技术发达国家有、中国没有，而且中国引不进来。所以，不管是由于国防的要求，还是经济安全的原因，或是被“卡脖子”的原因，中国都必须自己发明。

虽然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种类型，但是比重不一样。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当中，绝大多数产业还是属于追赶型的。比如2021年，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占总制造业的比重为15.1%，也就是有85%都不是高新制造业，绝大多数还是在相对成熟传统的产业。另外，今年在德国汉诺威举办的世界工业展览会上，总共有27个展厅，每个展厅里都有中国产品，但绝大多数中国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低很多。为什么？因为中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绝大多数产业还是追赶型的，而追赶型产业技术创新的最好方式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取得快速发展的法宝。

最近，总书记在讲能源转换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故事：中国以前有一个工人很穷，经常在外面当苦力，用一个扁担挑东西。一天，这个苦力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中了奖，他非常高兴，马上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他就把扁担丢掉了。但去领奖的时候，他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张彩券。后来想到，因为太穷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他就把彩券放在扁担里面，一起丢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传统能源比较多，但是在还没有新能源之前，不能一下子就把传统能源都舍弃。同样，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关系到中国85%的制造业，这个法宝不能丢。

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第三，我讲共同富裕。中国创新需要企业家，不管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企业，还是在领先型、换道超车型，或者战略型产业的创新都需要企业家。企业家创新承担很大的风险，成功之后的回报会比较高，收入水平也要比较高。因为很多人的失败才换来一个成功，这样的预期收入才会合理。如果不允许这些创新成功的企业家有比较高的收入，那么就不会有人去追求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经济发展就慢了。那么，不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是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会有些困难。

最近，大家谈共同富裕比较多。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共同富裕是要杀富济贫，拿平均收入。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共同富裕是不是一定要牺牲企业家精神？不一定，这决定于我们怎样实现共同富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遵循的是比较优势，其实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就同时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而且给政府更大的空间来进行二次分配。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生产成本会最低，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之下，那就会变成我们的竞争优势。这当然是效率，而且它会公平。

我们知道穷人的收入主要靠劳动所得，富人的收入更多的是靠资本收益。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创新，形成竞争优势，就可以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穷人也有好的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会非常快，资本积累会非常快。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在收入水平低时，因为劳动供给相对丰富，资本相对不足；当资本积累非常快，资本就会逐渐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状况下，工资会上涨得非常快。当工资上涨得非常快时，穷人所拥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即劳动力越来越值钱；而资本的相对回报会降低，也就是富人所拥有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的价值在下降。在这种状况下，收入分配是能够改善的。

实际上，在东亚处于追赶阶段时，它们就实现了增长与分配同时改善。在国内，我也做了不少实证研究。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快，而且这个地方的收入分配也会改善。这是初次分配，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而且如果经济增长快，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多，并且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话，企业就具有自生能力，不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所以，在政府增加的财政税收当中，就可以更多地进行第二次分配，投资于提供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让他有就业能力，然后消除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并且照顾鳏寡孤独。这是二次分配。

在2007年之前，国内学界与政府的政策是“一次分配重视效率，二次分配重视公平”。这是过去的说法。但是过去说“一次分配重视效率”时，经常用技术指标，资本越密集、技术越密集，就认为越有效率。但其实不是，按照比较优势才有效率，因为这样才有最大的竞争力，才有效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个基本就是我前面讲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会发展得很快，结构变迁非常快，会有越来越多需要我们发明的；同时，在新经济下，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在这种状况下，一定会有一些技术天才抓住创新的机会，也会有一些经营天才抓住结构转型时的机会，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成超级巨富，变成超级巨富就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但是，钱对于超级巨富来讲，只是一个符号，他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税收来鼓励这些富豪们做捐赠，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尊重那些对产业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做出贡献的人。这是进行三次分配。

最后我再谈一点，中国何时可以变成高收入国家？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在2021年7月以前，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2535美元，如果用这个旧门槛，我们在去年就变成高收入国家了。但在2021年7月，世界银行、联合国做了调整，新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12695美元。中国去年和新标准相距只有1.8个百分点。如果今年中国实现5.5%左右的增长，且汇率不发生变化，那么今年中国就应该可以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变成高收入国家了。当然，12695美元是按照现价汇率计算的，汇率会波动。但不论汇率如何波动，如果我们今年不跨过这个门槛，明年应该会跨过这个门槛，再退一步，我相信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跨过这个门槛。

跨过这个门槛当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我们非常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从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到现在为止，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比重的16%。如果中国也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那么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会翻一番，从16%变成34%。我相信，我们一定有机会见证这个历史。

文章来源于北大国发院

（林毅夫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