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敏：中美双方互相学习、相互合作非常有必要，也能使全球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受益。我也想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在暴发初期，病毒的起源、毒性、传播方式及症状等特性都是未知的。公共卫生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说，要赶在感染人数指数增长之前迅速行动。但是，在不确定和未知的时期，在我们并不掌握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什么样的体系能够让我们更有效、更迅速地行动呢？早发现、早测试、早隔离、早追踪、早治疗的策略非常好，但在缺乏完整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更好地应对未来？

对传染病或流行病的控制，与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否有效紧密相关。从1月23日起，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控措施，社会医疗保险也免除了新冠患者的自费支付。那么，全民医保的中国及欧洲国家，在预防和应对疾病方面，是不是比美国做得更好？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医疗服务体系的一些基础问题。如果中国有强大的基层医疗体系，能够更好地缓解医院压力吗？能够在检测、监测、公众教育等方面做得更好吗？

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疾控中心和医疗体系的关系、医疗体系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关系，以及药监局的审批都非常复杂。那么，集中的体系和分散的体系，哪个更有效？什么样的决策需要更集中，什么样的决策需要放权？集中或者放权到哪一层级，以及如何进一步监管？我们需要思考，在中美两国的经验上，我们应该学到什么？

王辰：新型冠状病毒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重要扰动因素，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各国发展格局造成重大影响。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希望全世界深刻认识到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性：

第一，它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第二，它是最突出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健康产业应该变成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满足人民需求最主要的产业。第三，它是最大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必须关注医学科技、卫生健康事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占比。现在有一个片面观点，认为卫生和健康事业的花费在GDP中的比例高了。我们应当转换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没有人抱怨石油产业和汽车产业在GDP中占比高了，因为它们似乎催动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石油产业、汽车产业跟人的终极利益是违背的，相互矛盾的。而卫生和健康事业跟人类终极利益是一致的，人类应当在社会产品中更多关注健康和生命。

中国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钱、医、防是分离的，是互相独立的体系。促进医疗和预防体系高度融合极为重要。另外还有一点至关重要。中国应当设立一个有效、独立的科学基金和机构，激发医学科技和健康产业发展。

Harvey Fineberg：我数次参与应对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2003年SARS和2009年H1N1。我可以分享一些经验：

第一，政府必须真正诚实和完整评估所发生的事实，分析哪些决策起作用了，哪些却没有。政府必须将这一条当作出发点，否则其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其它任何形式的组织，必须具有独立性。他们的发现、结论和建议必须被看到，并且真正免受决策者的任何影响。组织必须具有适当的领导者、成员、工作范围以及资金支持。他们必须毫不畏惧地询问已知信息，询问已决策的内容、指令、计划。在疫情暴发初期，当事情最不确定时，决策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这是需要特别审慎检查的过程，既要关注决策质量，又要关注其实施质量。组织需要在文化和治理的背景下理解哪些事情做得好，以及在灾难之后复盘哪些事情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不可放过任何为未来做准备的机会。复盘不是为了责备，也不是抹黑，而是从这些经验、教训、承诺和计划中受益。新冠疫情只有在世界各地都消失，才能彻底消失。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解决眼前问题，并吸取教训和改进，为应对下一个新型传染病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Margaret Hamburg：我从科学合作的角度来谈谈美国和其他国家如何应对疫情。

信息共享、协作分析和协力研究是目前的工作核心。我们需要对疾病基本特征有认识，措施才能有针对性。这对可能的疫情二次暴发和全球防控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们对于这种疾病的许多基本特征仍不清楚。这些问题是科学界良好的契机，科学界需要共同努力，创造更有意义的答案。

美国目前的一个关键需求是进行针对性研究。这些研究需要资金来建立、检验早期研究方法，以确定未来是否需要更多重大投资。临床试验方面有一些重要问题要面对，更重要的是必须跨机构、跨部门、跨国界加强科学工作。这将会使监管标准和方法更加协调，避免在世界各地反复经历监管程序。我还想强调，在进行对照试验时，必须确保我们可以问出关键问题，并真正确定什么是有效的。如果我们不严格地进行这项工作，将无法得到所需要的答案。

确保产品开发也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在美国，部分可用疫苗是由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的。它们的专业技术能力很强，但从未生产过疫苗。因此，能否保证产品质量、扩大制造规模是关键。供应链也非常令人关注。在全球化中，所有国家的产品开发和制造都相互依赖。但在疫情期间，全球化产业链反而可能让我们难以获得日常护理和重要药物。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研究供应链问题、业务连续性问题，以及如何为未来建立更好的体系。我们需要边走边学。

David Blumenthal：美国防疫的漏洞是什么？

第一，各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分布差异巨大，对疫情顶点的预测会因预测模型以及地区而截然不同。

第二，由于缺乏测试盒，很难评估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生率和流行程度，甚至很难预测该病毒将在哪里传播以及在各个地区的严重程度。我们开发测试试剂的速度非常慢，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不能直接进口其他国家的有效测试盒。

第三，没有足够的公共卫生资源进行监测和报告。比如，我们无法集中收集可用医院病床数量、ICU病床数量及患者数量，因此对当前的可用资源缺乏了解。美国医疗系统花费了GDP的18%，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

第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疫情的重要性认识不同、想法不同。不久之前，美国的媒体还在尽量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第五，缺乏有效的隔离检疫流程，比如进入家门之前没有先消毒，许多医务工作者一度没有防护设备。而且美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反抗政府的决定。现在有些企业正在起诉政府，希望政府撤销关闭企业的命令。

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些问题？

第一，美国政府系统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权力集中。根据宪法，中央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各州如何分配医疗资源，或者干涉地方政府控制疫情的措施。这就影响了中央政府所能发挥的作用。中央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进行某些干预，联邦政府现在也使用了其中的一些权力，但总体还是希望政府的影响最小化。因此，使用权力总是迟疑和缓慢。

第二，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公共健康方面的投资不足，官僚主义也导致疫情防控迟缓。我们的医疗系统成本非常高昂，但系统是分散的、碎片化的、私有的，缺乏协同机制，且被认为可以正常竞争。政府鼓励地方医疗机构竞争，它们就不会互相合作。

毛振华：中国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然巨大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在全国推广全面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就检”。从目前情况看，不仅有其必要，也具备高度的可行性。

“应检尽检”是指对所有需要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包括集中隔离人员和居家隔离人员）应强制进行核酸检测，相关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从目前情况来看，“应检尽检”的人员主要包括境外入境人员、湖北外出务工人员以及其它省市进京人员。“愿检就检”是指对一些企业和个人确有需要、自愿进行核酸检测的，各地医疗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检测服务，费用由个人或企业自担。武汉地区现有120多万在校大学生，全国各地教职工返校开学，人员大混集也将构成巨大的防疫压力。我强烈建议武汉地区的大学在这一学期全部采取网络教学，即使开学也要对所有师生进行核酸检测。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在疫苗被研发出来之前，中国疫情防控并不能掉以轻心。推广“应检尽检、愿检就检”，识别与隔离无症状感染者应成为防范疫情二次暴发的“重中之重”。

卢迈：在公共卫生方面，中美有很多事情需要合作，比如新药和疫苗研发。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些方面需要强调：

第一，我们过去认为流行病已经让位于慢病，所以公共卫生体系比较重视慢病，对于流行病防治的重视有所下降，应该把这个短板建设好，一直建立到社区，起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效果。

第二，重新设计报告体系，重新设计激励机制，避免因为害怕惩罚而瞒报。

第三，此次防疫暴露出社会公平方面的差别。比如，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收入低，进行网络授课时农村孩子得不到相关服务。站在2020年新的起点上，我们应该作出更大努力。

萧庆伦：中国对于病毒研究以及对于患者的收治、救治经验丰富。王辰院士强调中国乃至全球应将公共卫生放在重中之重，我认为其中有许多工作是这次与会者可以做的。Margaret Hamburg局长说，中美之间应该在坚实、高标准、科学、严谨的方法下，开展评估和研究方面的合作和分享。从这次疫情来说，幸运的是全球科学界更加团结合作。

Harvey Fineberg院士提到我们要保持诚实及全面的评估，要以公正和客观的方式看待政策，从中获得教训，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我特别同意他的观点。我相信，未来大概3-5年之间就会出现新病毒。所以，我们要不断吸取经验，用更加严谨的方法为未来做准备。

陈东升：武汉疫情防控是政府、民间、医疗系统、志愿者、社区的全方位、综合化集体防治，这可以为全球疫情防控贡献经验。

虽然中美两国的制度体系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改革开放42年，中国成长、诞生了一批像泰康保险集团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在中国抗疫过程中，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疫情全球大流行后，中国民营企业家又积极为其他国家提供防护物资。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次疫情会加速逆全球化，各个国家会逐步走向封闭的体系。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正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反过来，也需要全球协同来应对，共同建立稳定的体系。

政府之间建立流行病防控的协同机制，这个我们决定不了。但是，科学界、学术界、企业界可以加强合作和交流。我们有意愿把泰康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治基金长久运营下去，推动民间建立流行疾病防治的全球应急机制，甚至保护人类未来的发展。

（根据讨论内容进行整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