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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14日，据观察者网引述路透社的报道，菲律宾总统马科斯14日在马尼拉出席一场外国记者活动时表示，中菲之间存在许多合作案例，马科斯称，“我不认为有任何政策、任何政策声明说我们正在疏远中国。”马科斯说，“我们仍在寻找许许多多能够与中国合作的领域。中国仍然是菲律宾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8月18日，中国海关也公布了7月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数据，1-7月，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贸易同比增长24.6%。从贸易数据看，虽然因菲律宾不断侵扰中国南海岛礁而引发两国关系紧张，但双边贸易似乎所受影响不大，那么，真实的中菲经贸合作现状怎样？对菲投资有哪些风险？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曲折起伏的中菲关系

中国与菲律宾隔海相望。历史上，菲律宾苏禄苏丹国曾经和中国建立朝贡关系。菲律宾独立后，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台湾省保持外交关系，并且长期对中国采取敌对立场。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与中国建立，菲律宾开始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与中国进行接触并改善对华关系。1975年，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1965-1986年在任，菲律宾现任总统马科斯他爹）终止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虽然老马科斯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打破坚冰，揭开了中菲关系的新篇章，但历任菲律宾总统的外交政策依然对中菲关系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导致中菲关系长期曲折发展。

在科拉松·阿基诺（1986-1992年在任）与拉莫斯（1992-1998年在任）任总统期间，菲律宾处理对华关系较为务实，基本维持了中菲双边关系的稳定，拉莫斯任内还与中方就南海问题进行了初步接触。

埃斯特拉达（1998-2001年在任）担任菲律宾总统后，对华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但中菲在经济上仍保持正常往来。阿罗约（2001-2010年在任）任总统后，其奉行“接触为主”的对冲战略，中菲关系迎来“黄金十年”，两国高层频繁互访，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本尼基诺·阿基诺三世（2010-2016年在任）就任总统后，其奉行明显的亲美和制衡中国政策，中菲双边关系急剧倒退，陷入冰点与紧张局势，2012年，菲律宾挑起了“黄岩岛事件”，并于2016年单方面提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菲摩擦加剧，双边对立升级。罗德里戈·杜特尔特（2016-2022年在任）任总统后，改变了阿基诺三世的对抗路线，推行独立自主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他上台后实现对华关系范式转变，搁置南海仲裁争议，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农业援助及基础设施项目合作达到历史新高度。

2022年，小费迪南德·马科斯（2022年上任至今）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其在外交与安全层面采取转向亲美和强化美菲同盟的政策，并在南海仁爱礁、仙宾礁等问题上与中国频频发生海上对峙，双边关系再度趋向紧张。菲律宾执法部门也频频对中国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稽查，查封中国企业与中国公民合法经营资产，以非法务工等为由扣押拘捕中国公民。中菲关系面临新的考验……

中菲建交前的贸易往来

中菲经贸合作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在宋朝初期，中国与菲律宾就有贸易往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菲律宾采取对华敌视的外交政策，但双边依然有零星的贸易往来。据周中坚《重建跨越南海的历史桥梁一一中国菲律宾经贸关系的历程与未来》文章记载，1950年，中菲之间双边贸易还有7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菲律宾对中国的出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决议，菲律宾政府追随美国，也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1951年，中菲两国贸易骤降至5万美元，1952年继续下降至6000美元，1953年只剩下2000美元。1953年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出现了暂时的缓和，中菲之间的贸易出现恢复。1954年，中菲双边贸易达到3万美元。1955年，在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与菲律宾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罗慕洛会晤，两国关系初步改善，双边贸易也进一步恢复，达到5万美元；1956年，双边贸易达到73万美元。但此后，随着中美关系50年代后期的进一步恶化，中菲关系再度趋冷，1957年，双方贸易额又降至5万美元，到1963年只剩下400美元。1965年，中菲两国贸易完全中断，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

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深受美国影响的菲律宾政府跟着美国行动，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1970年，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表示对中国要采取“新政策”。1971年5月，菲律宾商会贸易代表团和菲律宾工商界参观团同时访华，菲律宾重新评估对华关系。1971年5月，中菲签订一项贸易合同，菲律宾向中国洽购1万吨大米，中国向菲律宾购买3000英吨棷子油。中菲贸易在中断6年之后终于开始恢复。197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65万美元，1972年增加到529万美元。1973年，中菲双边贸易达到5298万美元。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实施石油禁运和减产，导致国际油价飙升，菲律宾国内油气供应告急，这推动菲律宾加快发展对华贸易。1974年7月，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主席贝拉斯科率领石油代表团访华，向中国洽购石油。10月，第一批中国石油运抵马尼拉。1974年，中菲双边贸易额比1973年略有下降，约4893万美元。1975年，中菲建交，同一年，中国和菲律宾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当年，中菲双边贸易达到6530万美元，较1973年增长23%。到1978年，中菲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4345万美元，较1977年增长53%。

21世纪的中菲经贸合作

如前文所述，中菲关系深受菲律宾总统外交政策的影响，这给双边经贸合作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中菲双边经贸合作总体保持相对稳定，显示出中菲经贸合作的韧性。

在贸易层面，即使在阿基诺三世时期，中菲关系因黄岩岛趋紧，但双边贸易依然保持了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阿基诺三世期间，中菲贸易增长了70%。

小马科斯2022年上台后，其在外交上转向亲美且不断在南海岛礁上挑起与中国的对峙，这给中菲贸易带来冲击。2023年，小马科斯上台的第二年，中菲贸易下降了16%，中国对菲出口下降16.3%，从菲进口下降15.3%；2024年，中菲贸易下降0.4%，中国对菲出口下降0.2%，从菲进口下降0.8%。2025年，中国对菲贸易企稳，当年双边贸易同比增长1%，对菲出口增长6.4%，从菲进口下降13.6%。2026年前7个月，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中菲进出口总额为532.7亿美元，一改中菲贸易连续三年的弱势，同比增长24.6%。其中，中国对菲出口390.7亿美元，同比增长19.1%；中国从菲律宾进口141.99亿美元，同比增长42.8%。从数据看，中菲贸易也超过了2022年同期历史最好水平。

在投资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与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菲直接投资流量2.1亿美元，截至2024年底，中国对菲直接投资存量14.1亿美元。2025年中国对菲投资数据目前还没有公布，而根据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菲律宾批准的中国投资项目为102.72亿比索（约1.64亿美元），较2022年大幅下降。

在吸引菲律宾对华投资方面，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4年菲对华实际投资5587万美元；截至2024年底，菲累计在华投资35.0亿美元。菲在华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包括SM集团、上好佳集团、快乐蜂集团等。

在承包工程方面，菲律宾是中国企业开展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国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42.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6.2亿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1040人，年末在菲律宾劳务人员2434人。

从数据看，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承包工程，2022年都是中菲合作的高点，此后，由于小马科斯采取的亲美且抗衡中国的外交政策，使得中菲经贸合作出现下滑。在风险较低的贸易层面，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而在投资以及承包工程领域，双边合作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国对菲投资远远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

根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2026年7月11日披露的数据，2022年至2023年形成的中方支持项目中，95.2%仍停留在承诺阶段，仅4.8%进入实施环节，没有一个项目在统计期内完成。作为对比，杜特尔特执政时期（2016-2022），中资项目完成度曾达到38.5%的历史高位。

以棉兰老铁路项目(Mindanao Railway Project)为例，该项目是“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合作项目，2020年即启动了前期工作。2023年，菲律宾宣布，因与中方未能就贷款条件达成一致，进而放弃中国融资方案，撤回了包括棉兰老铁路一期工程。同时，菲律宾还撤回了南部长途铁路以及苏比克-克拉克铁路项目的官方发展援助贷款的请求，转而与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机构开展融资磋商，同时菲律宾也与韩国、法国、西班牙和印度等潜在合作方进行接触。

此外，菲律宾相关机构还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向政府施压，对中资企业竞标设置障碍，如2025年10月，中资企业参与了马尼拉湾跨海大桥（巴丹-甲米地跨海大桥，BCIB）关键路段的投标，菲律宾岛际航运协会（PISA）等民间与海事团体以“国家安全风险”和过往违规记录为由，公开施压要求政府拒绝中国企业中标。

而对中资企业进行选择性执法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比如2026年5月15日，菲律宾对东米萨米斯省的中资企业三佳钢铁公司开展所谓的联合执法行动，70多名中国公民被带走；2026年8月13日，菲律宾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PAOCC)和国调局(NBI)对中资达沃迈迪钢铁公司（Davao Mighty Steel）进行查封，菲媒报道有10名中国股东被捕，导致企业停产。

中国驻菲大使井泉在2026年5月对媒体表示，由于近几年中菲两国政治关系持续低迷，菲吸收中国投资的规模和速度远不及其他东盟成员国，2025年全年仅约100多亿比索，不仅远低于越南、印尼等人口大国，甚至低于柬埔寨、老挝等中小经济体。井泉表示，菲律宾政府支持的大型基建融资和长期投资项目明显放缓，这足见双边关系对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

中菲经贸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

综合近几十年中菲关系与双边经贸合作现状看，中菲经贸合作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是菲律宾总统不确定的外交政策带来的政治风险挑战。虽然南海岛礁主权分歧长期存在，但在阿罗约时代，中菲关系迎来“黄金十年”；杜特尔特时代，中菲也相安无事，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但阿基诺三世以及现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采取亲美外交政策，激化中菲之间岛礁矛盾，使南海问题以及地缘政治竞争成为中菲关系以及影响中菲经贸合作的最大变量。

其次是南海争端放大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节也在高涨，加上菲律宾政客的政治操弄以及美菲同盟关系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中菲在南海的摩擦与对峙，常常经由媒体放大，直接刺激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反华情绪与舆论推动下，部分菲律宾政客和防务官员在对华议题上态度强硬，并相互推波助澜，加上外部地缘政治的影响，美菲在舆论和战略上的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企业在菲投资构成潜在风险挑战。

再次，菲律宾的安全风险与社会治理挑战。菲律宾的社会治安状况极为复杂，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研究中心曾经统计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安全风险最高的国家有三个，菲律宾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两个是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针对中国企业家与中国公民的绑架杀人案时有发生。近两年，菲律宾执法者还对中国企业与公民进行针对性执法，拘捕中国公民。此外，菲律宾部分地区还存在恐怖活动和武装冲突风险。中资企业和人员面临着较高的安全风险。

第四是菲律宾营商环境的结构性挑战。尽管菲律宾近年来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结构性短板依然突出。一方面政府行政效率不高，在菲律宾办理企业开业登记时间较久，海关通关时间偏长，行政审批环节繁琐；另一方面，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菲律宾税种多、税率高、税负较重，税务审计周期长；电价高昂，位居全球前列；干净淡水资源供应不足；水泥等原材料存在垄断现象。此外，菲律宾基础设施整体落后，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急需扩容或升级，物流成本高、耗时长。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时间成本。

此外，菲律宾的政策变化较大，外资准入规则存在模糊性，都构成了对中资企业的潜在挑战。

中资企业的合规应对

首先，能不去就不去。对于中资企业尤其是重资产的制造企业而言，由于中菲南海争端以及不断紧张的中菲关系，中国企业还是应尽量避免到菲律宾本土去投资建厂。如果企业确实想去拓展菲律宾市场，建议采取轻资产模式，通过技术、专利等入股形式，与菲律宾本土企业进行合作。

其次，用好东盟自贸区以及RCEP等的制度红利，优化区域布局。中资企业应充分利用东盟自贸协定以及RCEP框架下的关税减让和原产地累积规则，优化在东盟其他国家的产业布局。可以考虑将印尼或越南等作为面向菲律宾和其他市场的生产基地，利用关税减让，拓展菲律宾市场，并避免在菲律宾的不确定风险。

再次，强化风险防控，降低风险敞口。去菲律宾投资，中资企业应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合规经营，确保员工生命财产安全，不能给菲律宾执法者针对性执法的借口；另一方面要制定应急预案，通过购买政治风险保险等方式降低风险敞口。

第四，实施本地化经营，寻找可靠合作伙伴。已在菲投资的中资企业，应积极融入当地社区，通过吸纳当地人就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获得当地民众认可，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毕竟，并非每一个菲律宾人都有极强的反华情绪。同时，菲律宾也基本属于"熟人社会"，选择可靠的当地合作伙伴对中国企业至关重要。

总体看，虽然中菲经贸合作尤其是双边贸易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但投资与承包工程在南海争端背景下受到了中菲关系趋紧的明显冲击，尤其是随时可能爆发对峙并引发菲律宾民众情绪的南海争端，使中国企业在菲律宾面临较大的风险挑战，对中资企业而言，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做好充分准备。

（亚布力论坛研究中心）